本文对洗钱犯罪历史演变进行了简要介绍,对国际公约及欧美主要国家的反洗钱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与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讨论了我国洗钱犯罪中的“明知”问题、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洗钱行为对象的范围大小、本犯是否可以成为洗钱罪主体问题、“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内涵、洗钱罪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以及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的关系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洗钱犯罪中的“明知”,应当从“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程度”两方面来理解。认识的内容是指认识到是他人的财产来源于犯罪和他人的财产来源于刑法规定的四种特定犯罪。认识的程度包括“确切知道”和“概括知道”。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可以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中的部分不产生违法所得的犯罪行为排除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外。但特定情况下,涉黑且产生违法所得的抢劫、盗窃、诈骗及杀人、放火、爆炸等犯罪也能成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我国刑法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规定过于狭窄,也不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应当通过适当扩大上游犯罪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洗钱罪立法。笔者认为,洗钱的对象不仅包括犯罪所得还应包括违法所得,洗钱对象可适当扩大。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是否必须经过审判,本文认为应当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的刑法原理以及适应惩治洗钱犯罪需要的实现途径三个方面,本文论证了本犯不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关于洗钱犯罪涉及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笔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