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Big data)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占领的领域也越来越大。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以及各类APP等在日常运营中生成和累积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越来越多,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利用较以往更为容易,使得个人信息越来越多地被不法分子用作商业竞争,甚至成为牟利或者犯罪的工具。每年都会出现大量因网络推销、电信诈骗而蒙受财产损失甚至因个人信息被泄露而遭到敲诈勒索、绑架等人身损害的案例,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信息管理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生活呼唤刑事立法的及时跟进。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入刑,为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刑法武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上述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一步完善了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但是,我国刑法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目前尚有许多不足,在实践过程中暴露诸多问题,对于个案的处理也存在许多争议之处。本文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域内域外两个视角展开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研讨。首先通过整合公民个人信息的理论学说以及我国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界定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为下文展开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将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与具体案例结合,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法规,探讨我国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内容;最后运用刑法基本理论和法治思维,剖析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前置性法律规定的缺失、规制内容的欠缺、主观过失规定的阙如等,然后从前置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刑法保护思路的调整、刑法规制方式的完善等角度力图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