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造的“无事中的有事”的悲剧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悲剧观的继承和超越。鲁迅继承了中国传统悲剧对人物的不限定选择；在故事模式上,打破了大团圆结局。于日常生活中蕴涵着深刻的国民性悲剧；极小事中无处不在的社会的凉和薄、沉重的精神桎梏,这就是“无事的悲剧”观的主要内涵。　　 探究鲁迅悲剧创作的根源,其特殊的成长经历、独特的个性心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时代文化和文学主潮的吁求、外国文学的浸润,五大因素交织出鲁迅悲剧小说的黑暗世界。　　 第一部分:以三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于“日常无事中”中传达悲剧感。　　 一种是“以悲凉取代壮美”、“悲剧人物无从挣扎”的模式。他“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但撕得悄无声息。这种多描写悲哀挣扎、而缺少决裂反抗的悲剧形式,是“挣扎无从”的彻底悲剧。　　 一种是“黑暗情结”。鲁迅小说中的旧中国已经是了无一丝生气的“非人间”。阴暗死寂的审美意象,人物的不确定性、阴暗心理、环境的黑暗性和阴冷性,交织出一幕幕悲剧舞台背景。　　 第三种是以“理智型悲剧”传达悲剧效果。相较于情感型悲剧,理智型悲剧需要接受者以更多的理性和智力自觉而积极地参与。鲁迅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就在于:写出那种为一般人所未觉察出的社会人生悲剧,引起读者们更深入地观察、注意与思考。　　 第二部分:喑哑的呐喊——寡母女性悲剧　　 寡母是鲁迅笔下最凄惨无助的形象,因其“寡”,坚守了封建社会因袭旧俗对于“妻性”的苛刻要求；而“抚孤”的艰难,更将孤儿寡母推到最绝望的境地。冷漠麻木的生存环境,这种“狠”与“绝情”,是鲁迅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苦心。　　 寡母面临着“守节”与“失节”的二难选择,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不归之路。“守节”者所承受的精神苦役不可避免,不节烈者虽然逃脱了失去性爱的寂寞和悲哀,却终究不为世人所容。传统禁忌是寡妇身上的紧箍咒,并对其精神和心理产生严重的桎梏。　　 鲁迅笔下频繁出现“寡母抚孤”现象,是一种揽镜自照的自我悲悯。鲁迅是在身为“孤子”的现实角色前提下,扮演了塑造寡妇形象的创作角色。这种角色的模糊,促成了《明天》和《祝福》的感情化叙述。　　 第三部分:围墙内外的挣扎。　　 鲁迅以独特的叙事安排,深挖出了娜拉们的悲剧。许多女子只有母性和妻性,而无女儿性。“女儿性”包含着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充分自信和尊重,是和“男儿性”一词平等站立的一个“大写的人”。而母性和妻性,都是将女性放置于为他者而活的地位之中。对母性和妻性的沉痛书写,是对独立自由“女儿性”的呼唤。　　 围墙内的男女双方都面临着残酷的审判和两难的境地。围城缔造者之一涓生的悲剧处境添加了荒诞的意味。他的虚空或绝望,在于人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和犯罪感。男人在抛弃女人之后变得更加虚空和迷惘,女人的牺牲显得更没价值,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悲哀。　　 许多研究者认为鲁迅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妇女没有经济独立之前,出走并不能带来幸福生活。但关于经济手段、教育权利、社会权利是否是解决爱情困境的最有效办法,鲁迅却都进行了否定,不寻求一个绝对、凝定的答案,这正显示了他的“永远的探索者”的精神气质。　　 第四部分在清醒与混沌之间——觉醒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　　 鲁迅笔下的觉醒知识分子影像显得沉重而黑暗。在崇高和无耻之间,在热爱和憎恨的碰撞处,觉醒知识分子形象呈现出一派灰色朦胧。革命斗士都抱着热血理想而来,结局却无一例外被希望所抛弃。对灰色的知识分子,鲁迅在审视其悲剧命运时,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　　 知识分子启蒙的神圣使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们拥有强烈的救国梦,但关于如何去实现救国救民理想、如何启蒙民众,正面的表现非常少。承担不可能之使命,向着失败的结局义无返顾地进发,这就是“反抗绝望”的精神。　　 在生存与理想的悖论下,觉醒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无根的浮萍。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生存的卑微,让许多知识分子始终以矛盾的面目出现。念着《尝试集》,辩白着柴米油盐,成为了方玄绰这类知识分子在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中,两重挣扎心态的最心酸的注解。　　 觉醒知识分子作为卑微的小人物,在文化选择上面临两难。他们自觉地承担了比之古代和西方知识分子更多的使命,然而他们的生存空间却狭窄得多。日复一日琐碎的、跟中国巨大历史进程没有关联的、无事的日常悲剧,消磨着知识分子的意志。在逼仄的生存环境和心灵困境当中,知识分子却依然不改初衷,悲剧的结局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五部分英雄的没落庸众的威力　　 鲁迅笔下的英雄与庸众存在无法消解的对立隔阂。鲁迅倾力呼唤英雄,但英雄却走向了末路,或被群众庸俗化、扼杀,或在滑稽、荒诞、无聊当中隐退。庸众的伟力,使鲁迅消解了英雄情结,救国的激情、立人的崇高信念遭到了颠覆。　　 陷入绝境的英雄,他们所能得到的和能给予别人的,只有黄金世界的渺茫预约。与蒋光慈、洪灵菲、丁玲等作家浪漫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不同,鲁迅无法为悲剧知识分子提供更好的出路:对革命知识分子身上,鲁迅不满他们的抗争方式；对被阉割的灰色知识分子,鲁迅不满他们的存在方式；对传统知识分子,鲁迅不满他们的堕落平庸。　　 “破”字当头,“立”之不易。鲁迅只揭露了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知识分子无法把黄金世界预约给后人,更无法给自己创造一个黄金世界。鲁迅无法赋予笔下人物以“力”,也没有自欺欺人地赋予他们光明的路。　　 第六部分鲁迅自我悲剧投射的影像　　 鲁迅在散文和小说中投下了深重的自身悲剧身影,然而千百万解读者的注释、构建,却幻化出鲁迅未必愿意承认的形象:一个是“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形象,另一个是“作家鲁迅”形象。两个“鲁迅形象”的形成和解读过程,生发出另一层悲剧。　　 从自我形象的关照角度来看,鲁迅不经意地使小说创作逐渐成为展开自己个体历史的过程。作品覆盖上了一层强烈自我反思的意绪、冷清悲凉的氛围,这种“血色”的痛苦,在鲁迅的亲身经历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根据。　　 孤独意识存在于鲁迅的许多作品当中。他常常通过叙事者“我”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互相对峙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对历史和现实的孤独者命运的考察,在更深层面上展开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希望、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与驳难。　　 《野草》中弥漫着鲁迅自我放逐的悲剧意识。作为精神界的先驱,鲁迅意识到英雄道路的曲折性。面对死亡,鲁迅本人无疑是焦虑的,但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对个体存在的怀疑引起的。《野草》是鲁迅在精神和肉体危机下对生死的挣扎与重估。　　 结论:“无事中的有事”悲剧,以沉痛的泪和笑更加深刻地警醒了世人。鲁迅的悲剧创作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良苦用心,以及对中国出路的多元性探讨,见出他的可贵、深刻和谨慎。鲁迅揭露了现代人别无选择的灵魂痛苦,而且超越了他此前的世界悲剧性艺术,显现出了热切而刚烈的民族启蒙情怀与自觉的、彻底的悲剧性意识。他创造了中国悲剧性艺术的现代形态,为中国乃至世界悲剧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