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性质、翻译标准以及翻译技巧方面的探讨。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最具活力的因素——译者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并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拉开了序幕。近十年来,胡庚申推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主张“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更加明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一个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核心内涵,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的相互关系、基本特征和规律的译学理论。根据其核心概念“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与“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判断,为了让自己的译作能够适应现实的“翻译生态环境”,经受时代、时间和目标读者的“自然选择”而得以“生存”,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势必在翻译酝酿阶段和翻译操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　　本研究发现,董乐山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于对自身信仰的追求以及对国民精神需求的适应选译了与自己有类似坎坷人生经历的英国作家奥威尔的经典作品Nineteen Eighty-four。他娴熟的双语及双语文化的驾驭能力,以及对自己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使得其译本在半个世纪之后,几个译本并存的今天,还是众多读者和研究者的首选。这部历时经年,接受了各方面的“自然选择”得以“生存”,几成经典的译作,是董乐山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依据,以董乐山翻译《一九八四》为个案,探测译者在确定目标文本之前以及在具体翻译操作过程中,针对各方面“需要”、自身“能力”以及自己处身的“翻译生态环境”,怎样作出选择与适应。结合董乐山翻译 Nineteen Eighty-four时所处的具体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选译Nineteen Eighty-four的相关因素,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做的适应与选择对翻译结果的影响,以期验证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过程分析的可行性。　　本文作者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更加深刻认识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启示:译者结合自己所处的具体翻译生态环境,全面分析可能影响到翻译结果的诸多因素不断做出相应的选择与适应,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会随之而提高。本研究对于今后针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以及译作翻译质量的评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