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亚”作为学术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关于中南亚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但对中南亚国家安全观、中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及两者间关系仍缺乏系统的梳理。伴随着中亚与南亚间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联系越趋紧密,中南亚在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上的意义也越发重要。从安全观角度来看,在传统安全方面,受制于各国实力大小、历史关系、地缘位置、外部势力介入、现实关切、互动进程的影响,各国对彼此间关系和安全认知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具体而言,尽管水资源分配、族际冲突、边界争端等问题容易引起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但中亚各国在长期互动中能够保持彼此关系的基本稳定。因此,中亚国家视彼此为竞争伙伴而不是威胁的来源。而独立后对各自国家身份和主权的重视,使得中亚国家十分警惕外部大国的干预;印度与巴基斯坦存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两国长期将彼此互构为安全威胁;基于阿富汗失败国家的特征,阿富汗国内安全问题的解决成为重中之重,而处理外部安全与外交问题(如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并不在优先选择之列;因此,中南亚各国的传统安全观构建了三个不同层级的认知结构,即中亚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印巴之间的议题安全化以及阿富汗国内安全问题的优先议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受到共同的跨界性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难民问题、跨国犯罪、生态危机等,中南亚各国的安全观较为接近,对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但对一些议题如各国对塔利班的态度、对一些恐怖组织的认定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南亚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变迁受到国内因素、地区权力结构、制度进程和规范传播等因素的作用,并显著影响了各国对安全机制的选择。各国对安全机制的选择与创建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领域:一、中亚国家为了处理内部关系、外部势力干预和平衡大国间关系而选择参与多个安全合作机制;二、阿富汗国内危机是中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扩散和加剧的核心要素,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产生了多个安全合作机制。总体来看,在传统安全层面,由于外部大国势力的介入,中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呈现机制拥挤和机制重叠的特征;相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国际机制的大国推动力并不强劲,中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呈现机制松散与机制落后的特征。这使得安全合作机制之间的竞争越趋激烈,而各国也试图寻求加入较为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作为当前覆盖中南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应充分考虑和尊重各国的安全关切,继续发扬“上海精神”,着重解决地区具体的、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最有效地发挥上合组织的效力以及推动地区秩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