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蒙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行为准则如时间观、劳动态度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个人的社会经历在“不确定”的社会动态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后，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探讨，所关注的往往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态度及对未来的期许。这一点在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体自由与平等权利理念下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民主体制下的蒙古国公民每个个体的转型程度决定着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成败。
　　本研究将通过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学质性研究方法，挖掘和重现蒙古国普通民众在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时期等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现代化”的过程，以叙述民间的故事呈现一个个“人”的变化。
　　对蒙古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探讨时，笔者将重点集中在市场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的转型之上，以幸福感的实现形式为线索，去考察人们在社会转型中对时间和劳动的态度，以小见大，以“人”为核心，进而探讨个体在转型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社会个体的抉择对转型之后的国家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和选择的影响。
　　蒙古国的城镇化、集体化以及私有化过程，对蒙古国人们的时间观以及劳动态度带来的影响，即对制定公众时间以及劳动的标准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不可忽视。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相适应的文化催生了蒙古民族特殊的时间和劳动经验。城镇化、集体化和私有化，使这一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游牧、定居生活生产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如今的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着畜牧业以外的谋生工作，日常生活中与时间制度、工作效率、金钱等种种概念打着交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时间和劳动意识的人们接受着机关单位、学校、工厂等现代纪律组织的“规训”。而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待时间和劳动的态度方面呈现出“过渡时期”个体的差异性特征和非整体性人格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同一个人身上也发生观念冲突。个体差异性和非整体性人格形成了蒙古国转型社会中的认知矛盾。传统游牧生活的时间观以及生活方式依然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主流”，而每当西方社会另一个“主流”时间和劳动观与蒙古国个体的行为之间产生张力时，外界只去指责那些个体以及他们背后的罪魁祸首“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从表达时间的语言和时间意识的多样性中不难发现传统知识仍有实用的倾向。人们仍然对自己的时间和劳动拥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并且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和言语创造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并以这些理解和安排建构自己的幸福感。
　　尽管经历政治经济转型中的种种困难和不幸，人们以各自的面貌以及多样化的措施进行着应对并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对幸福的独特的理解。在蒙古国，人们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社会变迁时，社会主义时期一度被认为“封建、落后”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成为了人们寻求“幸福感”的主要资源。人们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来面对种种不适应和不幸场面，构建社会转型中一度失去的幸福观。这些本土“策略”可被视为蒙古国人们在急剧变化中的日常抗争以及适应的方式，成为他们乐观应对生活中的诸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事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