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拿撒勒派，后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罗马帝国的宽阔版图和世俗政权的大力支持，可视为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主要原因。1054年东、西部基督教会大分裂是教义教规之争、语言文化差异、政教格局分歧、毁坏圣像运动等多种因素长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东部教会“君权至上”的政教格局，既是东、西部教会的主要分歧，也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历史性“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接受东正教以前，俄罗斯民族信仰多神教。接受东正教之后，俄罗斯民族信仰逐渐演变为融合了本土多神教特色的东正教。　　“虔信”民族性格的形成，首先和东正教“教法”、“戒律”的普及密不可分。正是在东正教戒律、教法的治理下，血亲复仇、活人祭祀、多妻制等遗风陋俗被逐一禁止，罗斯社会逐渐脱离了长时期的无法状态，进入了教法管理的新时期。自“罗斯受洗”至1917年以前，东正教一直在国民教育中占据垄断性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早期宗教教育的发展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知识普及和综合素质提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加强教育的目的来看，宗教对教育的垄断在驱逐多神教残余势力的同时也有力强化了教法、教义对俄罗斯民族“虔信”性格的培养。　　北方罗斯发展初期，修道院僧侣甘愿舍弃城镇生活的安逸，不畏艰难险阻来到蛮荒之地建寺传道。这段历史记忆，为培养俄罗斯民族“虔信”性格以及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民俗、民风奠定了思想、道德上的稳固根基。对“集体拯救”的期盼和对“圣愚”、“圣母”的虔诚祷告使“博爱”这种民俗、民风在集体生活中沉淀为一种民族性格，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永恒的记忆。不能跟随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的教法、教义，致使俄国东正教会在几个世纪后变得日益僵化、自满、保守。僧侣阶层对一切由“异教徒”传入的新文化、新气象持坚决敌视态度。贵族阶级在“门第制”所带来的祖辈荫庇下因循守旧地过着毫无进取之心的传统生活。此时教法、教义的统治性、强制性反而导致民族思想僵化，意识守旧。节日期间不工作、仇视财富资本、坚守古制等社会观念都和东正教会的教法、教义有直接关联。当僵化、守旧的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固化、沉淀时，就成为一种阻碍社会通过接受新思维、新观念实现持续更新的“守旧”性格特征。　　在俄罗斯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和蒙古鞑靼人、天主教骑士侵略军的“铁血”斗争从未间断。在同一宗教情感的召唤下，罗斯各公国均捐弃前嫌重新归并到东正教信仰的旗帜下，使莫斯科公国兵不血刃就重新统一了西罗斯的大片领土。伊凡三世时期，俄罗斯民族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桎梏，走上了民族统一、独立发展的道路。通过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公主，伊凡三世为莫斯科公国确立了拜占庭东正教帝国地位“传承者”的身份象征。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第三罗马”理论应运而生。在“混乱时期”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军事入侵之际，俄罗斯民族以“第三罗马”为斗争旗帜，充分发挥了不屈不挠“自尊”民族性格的正面效应。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俄罗斯民族在宗教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民族独立斗争中所形成的“自尊”性格被侵略弱小民族的野心所吞没，过度的自信加之宗教情绪的“助燃”使民族自尊异化为“高傲”、“自负”等负面性格。叶卡捷琳娜二世打着维护东正教尊严的旗号，三次瓜分波兰，两次击败土耳其，和伊斯兰民族结下了难以化解的仇怨。亚历山大一世打着“神圣同盟”的宗教旗帜镇压了包括本国在内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企图将封建统治的触角伸向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的拉丁美洲，使俄国成为欺压弱小民族、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中坚堡垒”。　　“愚忠”性格的形成，有着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东正教会认为，只有对“人间上帝”——“沙皇”保持绝对忠诚才能抵赎与生俱来的“原罪”。对君主的“愚忠”和“君权神授”、“父权神授”政治、宗教理念有直接关联。从大范围来看，“君权神授”观念是专制君主用来统治民众思想，维持君主专制政体稳固的思想保证。从小范围来看，“父权神授”观念，可视作“君权神授”理论的有益补充，是“宗法制”家庭管理模式在俄国社会中长期、稳固存在的神学基础。“君权”和“父权”的相互配合、协调统一，分别从“国家”和“家庭”两方面严格控制着俄罗斯民族“忠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愚忠”民族性格的养成，提供了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两方面的保证。面对专制君主不断加强的剥削、压迫，东正教会“愚忠顺从”地无条件接受君主的要求;农民阶级“愚忠反抗”地将不满情绪发泄到地主和贵族身上。两大阶级所采用的两种不同方式，从两个维度描绘出生活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俄罗斯民众的“愚忠”与无奈。霍米亚科夫所提出的“聚合性”概念，是俄国宗教哲学、神学中重要的概念之一。从小范围来看，“宗法制”复合式家庭、村社组织皆可视为“聚合性”共同体原型;从大范围来看，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整个俄国社会也可视为“聚合性”共同体原型的扩展。与哲学概念中的“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处在“家长制”和“君主制”管理下，具有专制性特征。　　综上所述，俄罗斯民族具有“虔信”、“博爱”、“守旧”、“自尊”、“愚忠”五种典型性格特征，且每种典型性格特征的孕育、养成都和东正教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必然联系。在1917年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以上五种典型民族性格特征依然显著影响着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变化。如果苏联时期政府能够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对东正教会加以引导，则可发挥其弘扬爱国主义，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正面作用;而背本趋末、为丛驱雀的做法则引发出严重的政教冲突，人为的将东正教会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促使其发展演变为分裂国家统一政权的社会力量。普京时期通过宗教政策的调整，将东正教树立为抵御西方侵略的精神象征，充分发挥了历史上东正教作为民族精神和爱国力量的正面作用。东正教会也“投桃报李”地回报了政权的支持，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