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威逼(Compellence)这一强制性外交核心概念以来，强制性外交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众多学者认为，强制性外交是对纯军事对抗或者赤裸裸战争的一种有效补充，原因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治国方略：一方面可以为争执各方腾出时间，审慎思考各自得失，从长计议，尽量避免流血牺牲等高代价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为“和平”谈判或者非暴力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美国作为战后最为强大的国家，其对强制性外交的实践体现在战后不同时期的各个阶段，不过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强制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小布什上台执政后，以“反恐”和“核查”为借口，对外强力推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战略，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黩武主义倾向日益凸现，强制性外交似乎已经沦落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明日“黄花”。但是，美国虽然实力强大，但终究不能恣意妄为，随心所欲地谋取自身利益，在许多问题上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还必须求助于他人。因此，强制性外交仍然具有某种效力，有助于美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　　 由于伊朗核问题牵涉错综复杂的利益分割，美伊双方利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针锋相对，明争暗斗，相互博弈，双方都不愿意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的“死角”，尽量规避孤立无援的劣势，因此，伊朗核问题为检视美国强制性外交的实效提供了新的平台。本文以美国强制性外交方略为切入点，详细梳理强制性外交理论的演进过程，结合伊朗核问题的最新进展，探讨它在该问题下的效用，重点评估伊朗核问题的未来走势和强制性外交理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