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美苏两极对抗势头减弱，一系列多元、复杂而又不为人们熟知的安全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裁军、能源危机、恐怖主义活动等开始占据国际舞台。卡特政府正是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认知，在1977年上台之后，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出发，摒弃了以政治对抗、军事遏制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以缓和为宗旨的“新世界秩序”战略，主张以“世界秩序政治取代力量均衡政治”。在世界新秩序战略的指引下，卡特政府在上台之初的前两年，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盟国政策、核不扩散政策、常规武器转让限制政策等多个传统国家安全领域显示出了抑制美苏军备竞赛、裁减军备和缓和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意愿，并且采取实际行动推动这些领域内的变革。但是，卡特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经历了三年的曲折与争论后，在1980年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回到了传统的遏制战略轨道上。　　本文以从“新世界秩序”战略到遏制战略的转变为切入点，重点探讨这种转变背后的观念、政策、机制等层面的原因，从而对战略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变发展及围绕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观的学术争论。卡特政府上台之初，从全球变革和相互依赖的非传统安全观出发，提出构建以美苏缓和为基础的全球安全共同体。但随着1978年苏联介入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战争、1978年底至1979年初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边境战争的爆发、1979年初伊朗巴列维国王政府的倒台及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的发生，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观发生改变，重新退回到传统国家安全观上，将遏制战略作为对抗苏联地缘政治扩张的手段。对于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发展，学术界存有争论，目前在此问题上大致有四种观点。　　第二部分是从政策层面分析卡特政府“新世界秩序”战略失败的原因。作为“新秩序战略”基础的对苏缓和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卡特政府上台后对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历经六年的讨价还价后，1979年6月18日美苏在维也纳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的发生，条约最终被卡特政府从国会撤出。在盟国关系方面，卡特寻求在更加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改善与西欧、日本、韩国的关系，通过不断加强这些国家自身防务建设来重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减轻美国自身负担，达到缓和世界局势的目的。对此，卡特提出了种种政策和建议，但是西欧、日本等国表现出不予配合的意愿，加之随后国际局势的恶化，卡特重构西欧、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设想没能实现。在核不扩散政策方面，卡特虽然力排众议建立起控制核扩散的政策法规与结构框架，但出于遏制苏联地缘政治扩张的需要，没能严格实施，使之流于形式。　　第三部分探讨了与卡特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有关的三个问题，即人权外交、国会与白宫权力争夺和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等。这三个问题与卡特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紧密相连，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世界秩序”战略的实施。　　结语部分对卡特政府“新世界秩序”战略终结的原因做出了整体性与宏观性的解释，并指出了卡特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对当今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