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多元化折价的“掏空理论”和“代理理论”解释，哪一种理论对于现实更具有解释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部分来分析上述问题。　　 首先，我们通过构建模型，分别从“掏空理论”和“代理理论”两个角度，在理论上探讨了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与多元化折价之间的联系。对于“掏空理论”，我们在Johnson等人(2000)的掏空模型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综合分析了大股东通过多元化“掏空”企业和通过管理层持股来激励经理人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并推导了管理层激励、多元化程度与外部大股东股权比例的均衡关系。对于“代理理论”，我们同样通过构造了一个大股东与经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司是由经理人控制的，经理人可以通过多元化获取额外的私人收益；但是经理人的多元化行为会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制约。基于上述“代理理论”的模型，我们同样推导出企业多元化程度、经理人激励与大股东股权比例的均衡关系。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掏空理论”和“代理理论”都预测了大股东股权比例之间与企业多元化可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而仅仅检验大股东股权比例与企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推测两种理论的解释力的强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掏空理论”与“代理理论”对大股东股权比例与经理人激励水平之间的预测并不一致，由“掏空理论”导出的关系为正，而“代理理论”则为负。　　 其次，本文还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来实证检验了“掏空理论”与“代理理论”何者对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现象更具解释力。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我们检验了多元化、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与多元化程度之间负相关，而与管理层激励之间正相关。第二步，我们还检验了管理层激励、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企业多元化水平会下降，但是管理层激励与多元化之间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我们发现第一步与第二步实证检验结果与“代理理论”和“掏空理论”的预测都是一致的，因而虽然这些结果对两种理论都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但我们依然无法区分两者对于现实解释力的强弱。第三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实证检验了“掏空理论”与“代理理论”何者对现实数据的吻合程度更高。我们先检验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激励之间负相关，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的解释。为了稳健性考虑，我们还检验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对经理人激励与多元化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由于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引起的经理人激励与多元化水平变化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该实证结果又支持了“代理理论”对多元化折价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