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思想玄妙精深,荟萃着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17世纪在西方传播以来,吸引着无数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诠释其中的奥秘和智慧。因此,在新世纪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易经》的英译对促进中西交流和弘扬中国文化意义重大。然而,从国内外不同时期《易经》的英译状况来看,译本不仅风格迥异而且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文本思想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需要以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译本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翻译现象,以期发掘译本多样化的原因,揭示影响译文准确性的主要因素,探索《易经》重译规律和方法技巧。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即是阐释,理解行为渗透于整个阐释过程。同样,翻译也始终处于一种阐释过程——无论是阐释者(译者)还是阐释对象(文本),都始终存在于不断的历史嬗变之中,具有各自鲜明的“视域”。译者总是带着自身“视域”进入文本“视域”并试图达到视域融合,使得译文打上了各自时代的烙印。此外,“效果历史”原则要求译者结合自身的历史语境来阐释文本,以体现文本的时代价值。因此,伽达默尔阐释学揭示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为译本多样化现象和文本重译提供了合理解释。　　本文采用伽达默尔阐释学三大基本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理论框架,结合《易经》的三个英译本:理雅各译本(理本)、卫礼贤/贝恩斯译本(卫本)和汪榕培/任秀桦译本(汪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和深入剖析。在宏观方面,着重分析了译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和翻译目的;在微观方面,针对译本在文本内涵、文化意象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翻译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阐释。　　研究结果表明,《易经》三个译本的译者对文本意义的每一种阐释都是从各自历史境遇出发的有限理解。理雅各和卫礼贤出于明确的传教和教化目的,使得译本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和哲学性,同时译文在不同程度上也产生了偏离、甚至歪曲文本思想的现象。比较而言,汪榕培由于弘扬中国文化的立场,则更客观地看待文本,采用灵活的翻译方式使得译文巧妙地传达了《易经》精神,同时却也存在着某方面的误译以及文化意象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本文旨在论证“翻译是有限度的阐释”这一论断,揭示翻译始终是一个在不断的阐释过程中竭力接近文本而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进一步对《易经》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提出“重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