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理作为一项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与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由商人在大量交易实践的基础上发明的,迄今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这一项业务起步较晚,自2012年6月商务部下发文件,试点开展保理工作以来尚不足十年。但是,经过不断探索和努力,我国银行保理业务发展迅猛,商业保理异军突起,有力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现了债权买卖增长财富的目的。然而,保理这一新兴业务,自其产生以来就始终面临着传统民法理论的钳制。在传统上,民法理论通常认为:物权的转移与债权的转移不同,物权的移转需要实际交付或者履行登记手续,才可以取得对世的效力,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债权的转移不需要履行登记公示手续,不具有对世的效力,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然而,当人们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保理应收账款转让上时,无论是适用物权行为理论,还是适用债权行为理论,都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保理业务发展始终面临着传统民法理论的制约,因为传统民法理论无法解释保理业务的法律性质。为了缓解其与传统民法理论的冲突,德国、日本等学者提出了“准物权行为”学说,而《美国统一商法典》关于“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立法例,则似又把债权转让视为一种典型的“物权行为”。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毕竟,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保理应收账款转让作为一种债权转让,其关键是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问题,而其效力问题又涉及多方主体之间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等。为此,论文重点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求教于各位老师、同仁。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保理应收账款转让及其效力的基本问题。论文认为,保理是保理协议的简称,而保理协议的实质就是应收账款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分为现在的应收账款和未来的应收账款;不是所有的未来应收账款都可以成为合格的保理应收账款,而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保理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转让与民法上的债权转让,既具有相同之处,又具有不同之处;保理应收账款转让与应收账款质押,根据我国民法理论,两者的权利属性不同,前者属于债权范畴,后者属于物权范畴;两者适用的法律规则也存在不同;然而,两者结果上则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如当应收账款出质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则用于出质的应收账款会被用于清偿到期债务,因而也会发生质押的应收账款转移的结果。为此,笔者以为,我国在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应当整合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建立统一的登记体系。在此基础上,就保理应收账款转让的核心问题,即保理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保理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主要是指对保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对合同当事人的效力、对债务人的效力以及对债务人之外第三人的效力。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保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对合同当事人的效力问题。主要探讨了对合同当事人效力的表现形式、对合同当事人发生效力的条件;并重点围绕着禁止转让约定的效力问题进行研究。我国《合同法》采用“禁止转让约定有效”原则,但却没有规定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为此,论文提出两种对策:一是在近期内,为了稳定当事人的法律预期,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确认:禁止转让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种约定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以此明确对善意受让人的效力问题;二是从长远看,应当修改《合同法》,确立禁止转让无效原则,特别是对于商业保理而言,更宜如此。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应收账款转让对债务人的效力,主要围绕应收账款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进行探讨。论文认为,我国应当采用目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债权人通知债务人是其义务,受让人通知是其权利。为了平衡受让人通知可能给债务人带来的负担或不便,也应当赋予债务人以对等的权利,其有权要求受让人提供合理的债权转让证据,否则,债务人有权拒绝。同时,适应通讯方式的发展,通知应当不限于书面形式,其他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也应当得到认可和确认,以提高效率。第四部分探讨了应收账款转让对第三人的效力,主要对第三人的涵义、范围以及保理商与第三人产生权利冲突的解决规则进行探讨,并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域外成熟国家的立法例或者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则,完善我国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制度,整合现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体系和质押登记系统,建立一元的登记体系,并提高这一登记体系的立法层级,应当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进行立法,并确立“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冲突解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