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所倡导的文化诗学凭借对历史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不断破除文化表述障碍、学科疆界互相渗透的特点,其核心在于从文本到文化、再由文化走向诗学的系列批评实践,本文试图对文化诗学所建构的诗学内涵及其实践机制进行全面阐述,即阐明化诗学如何成为文化诗学,以及如何在文本阐释中显现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首先阐述了文化诗学在文本观念上的革新,概括而言就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前者表明历史在文本中显现,可追溯到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文化人类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阐释理论;后者打破文本界限,使文本与非文本互通有无,应追溯到历史修辞学话语转义和权力话语理论。文化诗学正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理论驳杂的后现代文化间,进行着“极速振摆”。其次,“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分别指向了“社会能量”的流通和文学疆界的“重划”,与此同时在通往诗学的道路上,格林布拉特以“触摸真实”为诗学诉求,最终建立起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表现出唯物主义的运作机制。格林布拉特围绕着文学文本阐释展开文化诗学实践,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文本（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某些非主流的文件档案——“逸闻”青眼有加。格林布拉特一方面认可权力对文学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在屈从于权力的同时还萌生了抵制因素,这种颠覆与遏制共存的权力模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突出特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是完美的研究案例。最后,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中,格林布拉特提出了“自我塑型”、“即兴运作”、“共鸣和惊叹”三大批评观念:“自我塑型”指向作者与文本的屈从和能动表现,跟文本生产不可分割;“即兴运作”以强弱话语的动态转换,揭示了文本生成所蕴涵的权力话语的运行机制;“共鸣和惊叹”则是审美接受视域下的读者情感反应和艺术效果。三者存在一定秩序,分别对应了文化诗学批评中的作者与批评主体、文本、读者维度,表现出了泛文化、多元性、文本中心的批评向度,亦构成了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的诗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