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上，山东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可谓源远流长、内蕴丰厚、成就卓著。明代诗文作家从地域分布来看，除南方的江浙和闽粤地区外，位于北方的山东也异常引人注目。一是作家数量众多，二是大家名家辈出，出现了边贡、李开先、冯惟敏、李攀龙、谢榛、于慎行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坛领袖或巨匠。 洪武至弘治初的一百三十年，是山东文学相对沉寂的时期。明初三朝的七十年中，山东诗文作家寥寥，其原因显然与当时北方经历元末动乱，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和明初定都南京，朝中官员大多为南方籍人士有关。永乐后期，随着政府移民政策的实施，山东人口渐渐增多，加之社会安定，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作家数量有所增加，但仍难与同时的南方相并提。自成化朝起至明代第一次文学复古运动之前，随着明政权的北移和稳定，又经过一百年的休养生息，山东文化经济得到了恢复并逐步走向繁荣，教育科举兴盛，作家也渐渐增多，出现了张海、杨光溥、毛纪等有影响的作家。从文坛宗尚来看，明初犹存元季余风，作家各逞才情，不拘一格；永乐后，台阁之风渐兴。在戏曲领域，由元入明的成祖文学侍从贾仲明，代表了明初宫廷北杂剧的最高成就，并对杂剧的南化起了推动作用。 从弘治中期一直到明末的一百五十年，是山东文学最为辉煌的时期。首先表现在诗歌领域，作家数量急剧增加，名家迭出。明中叶边贡、李攀龙、谢榛参与和领导的复古运动是明代诗坛最令人瞩目的盛事，席卷文坛长达百年，余波流脉，绵绵不息，一直影响及清初，李攀龙的影响还远及日本、朝鲜等邻国。此外，“弘正十才子”之一的殷云霄、边贡弟子刘天民、濮州苏祜父子、崔廷槐、“临朐四冯”以及靳学颜、龚秉德、杨巍、李先芳、戚继光等诗人，都以优异的成就卓立于弘、正、嘉、隆诗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海岱诗社”和“历下诗派”，分别代表了明中叶山东诗坛真率与拟古的两种创作风尚。后者的影响远远大于前者，成为明中叶山东诗坛创作的主流。 万历前期，复古派衰歇，于慎行、公鼐、冯琦、邢侗诸大家倡言革新，植根于齐鲁文化，倡导雄浑大雅的“齐风”，在公安、竟陵“楚风”劲吹中，独立一方；万历后期，高出、于若瀛独树一帜，追求生新，以新声异响拔萃于当时；王象春、公鼒、李若讷等人另辟蹊径，以新异奇警自立于地方。此外，沈渊、李尧民、傅光宅等万历前期作家，朱延禧、侯正鹄等万历后期作家及周京、孙镇、宿凤翥等万历末作家亦皆擅名一时。明末启祯间，王衮、王若之、姜埰、姜垓、丁耀亢、宋玟、赵士喆、董樵、刘孔和、赵进美等人立身山左诗坛，呼应复社、几社风向，召唤积极用世，主张宏大雅正，以求有俾世运。 在戏曲领域，明中叶鲁中地区同时出现了两位曲坛大家——李开先和冯惟敏，在南曲盛行的时期，以质朴豪迈、放达不羁的曲风，成为北派曲家的杰出代表，也登上了明代山东曲坛的巅峰。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击响了明代传奇兴盛的先奏，冯惟敏则被被誉为“曲中辛弃疾”。李开先领导的章丘作家群推崇俗文学，致力于词曲创作，与相距百余里的历下诗派殊途并驱，使章丘成为一个散曲杂剧的创作中心。此外，杨应奎、刘天民、刘效祖、高应玘、薛岗、王克笃也巍为名家，以刘效祖最为杰出。晚明北曲不振，亦有孙峡峰、丁綵、丁惟恕等作家继起，还出现了著名鼓词作家贾应宠。 明中、后期山东文学的繁荣，还表现在众多文化文学家族的新兴，在宗法制社会中，对当地的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展现了明中后期山东教育文化的兴盛与发达。诸家族中，以明代后期的新城王氏为最。 明中后期山东作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乡邦区域文化意识浓厚，李攀龙对其同学、乡人极力揄扬，促进了“历下诗派”的兴盛。万历时期，随着诗坛格局的多元化和地域诗坛的勃兴，山左诗人讲求学务根本、经世致用，他们对宏大雅正的“齐风”的倡导，彰显出鲜明的区域意识。整个晚明时期，山东诗人们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复古派大家都极为推崇，而鄙弃公安、竟陵诗风，这正是齐鲁文化在山左诗人审美意识中的鲜明体现。同时，地域文化对山东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山左诗人们大多廉直清正，耿介不阿，不纵情于声色，怀抱兴国济世之志，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李攀龙、李开先、“临朐四冯”、公鼐、王象春、姜埰、姜垓、宋玟、赵士喆等众多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即刚正峻切、雅负性气、疏狂任达，呈现出才气奔轶、兀傲雄肆的“齐气”。 从文体来看，明代山东文学以诗歌为创作主流，其次是散曲和杂剧。小说是各体文学中最为薄弱的区域。此外，女性作家数量极少，远不及江南之盛，与儒家片面的女性才德观的长期浸染不无关系，也与整个北方地区的闺秀作家偏少的大背景相一致。 明代山东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总体是比较平衡的，但由于不同州县经济文化发展的不一致性，在作家的地理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鲁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是作家分布较少的区域，这是由于鲁南地区远离运河和官道，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欠发达；而沿海地区人口较少，较为荒凉所造成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分布则较为普遍，而以鲁中、鲁西地区为最多。 明前期作家人数较少，分布也较为分散。明中叶起，随着作家数量的急剧增多，在地理分布上显现出与交通要道相伴生的特点，即呈现出“三纵一横”的线性特征。所谓三纵，即水路、陆路两条连贯南京、北京的交通线，和一条省内连接中部与东南的南北交通线，所谓一横，即省内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四条线中，鲁西地区的南北陆路一线作家分布较少，明代山东的大部分作家即分布在其他三条交通线上或毗邻地区。 从分布面来看，又大致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中东部自济南府的历城、章丘，向东到青州府的益都、临朐，直至莱州府治掖县的“驿路文化区”。这一地区自古陆路交通发达，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根基深厚，进入明代后，教育、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作家荟萃，大家迭出的文化中心，边贡、李开先、海岱诗社、历下诗派、临朐四冯、李攀龙、冯琦等皆产于此地。二是东昌、兖州二府自济宁到德州大运河沿岸的“运河文化区”，随着明初南北漕运的恢复，鲁西运河两岸市镇迅速发展，商贾云集，异常繁华，也产生了众多诗文名家，其中当以谢榛、于慎行为冠冕。这两个区域是除登州府外的五府府治所在地，州县城镇密集，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明代山东戏曲作家主要集中在第一区域，即济南府的历城、章丘、临淄、北部的滨州和青州府的临朐、益都、安丘、诸城几个县，这里是齐国故地的中心区，李开先、冯惟敏、刘效祖、薛岗等人散曲中表现出的质朴豪迈、旷放通脱的风格与齐文化的放达不拘不无关系。在上述二区域之外，鲁北的滨州、临邑、德平、海丰等黄河下游地区，鲁东南的蒙阴、诸城，鲁西的濮州、曹州等地，虽然属经济不够发达地区，但也产生了大量作家和诸多名家，也说明了政治、经济与文学之间的不对等性。 从弘治一直到万历前期，鲁中、西地区作家始终占据了诗坛优势；而自万历后期直至明末，东鲁作家则渐渐占据了上风。明末山东作家多集中在济南府的新城、长山，青州府的益都、诸城，胶东的掖县、莱阳、即墨等东鲁地区，与明后期胶东地区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有关。但终明之世，山东文学始终以济南和青州两地为中心。明代山东新兴的文化家族在地理分布上也以鲁中地区最多，鲁东南和鲁北的文化家族多出现在明后期。新兴文化家族的出现与该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示出同步性和一致性。 本论文第一次对明代山东作家进行了全面考察，考证辩订了《明诗纪事》、《明史》、《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列朝诗集小传》、《山左明诗钞》中一些作家人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著述上的缺失、疑点或错误。并从时间和地域分布、流派、社集、家族群体等方面全方位考察了明代山东作家群体，为明代山东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详尽和准确的资料与线索，是对明代地域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 论文以诗文作家为研究重点，其次是戏曲作家。按诗文作家出现的时代先后，重点分析论述了边贡、李开先、冯惟敏、谢榛、李攀龙五位大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开拓和补充。其次对“临朐四冯”、杨巍、李先芳、戚继光、于慎行、公鼐、冯琦、高出、王象春等名家的诗文创作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和考辨。并对“海岱诗社”、“历下诗派”两个诗人群体、明代山东文学家族以及藩府宗室、方外闺秀作家作了整体考察。对目前研究极为薄弱的明初作家、复古派以外的明中叶作家、晚明及明末作家群体，按其成就与地位分别作了介绍，并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初步分析。对明代山东戏曲作家则列为专章进行了全面研究。 试图通过对明代山东作家的全面考察和研究，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间山东文坛的整体风貌和地域文学特征，是本文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