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触及更多核心利益,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国企改革面临严峻考验,而政策性负担已成为国企改革掣肘。2012年10月,前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较严重的政策性负担,剥离政策性负担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大难点。我国国企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尽管我国国有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股权结构不断完善,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陈钊和陆铭(2003)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始终承担着诸多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干预。各级政府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社会目标,使用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施加干预,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承担诸如就业等社会性负担(林毅夫等,2005；吴联生,2009)。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而冗员作为一种社会性政策负担,是政策性负担的主要表现形式。国有企业冗员是政府干预下的产物,然而各个层级、各个地区的政府目标函数并不完全一致,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而冗员作为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的证据,对国有企业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综合国内外文献,尽管有很多学者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验证了冗员对国有企业产生的影响,但是鲜有从国企融资和银行贷款治理效应角度研究冗员的经济后果。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政策性负担进行了全方位分析。从国有企业冗员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以2003-2011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检验了国有企业冗员的原因,然后从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行为和银行债权治理效应两方面检验国有企业冗员的经济后果,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共分为五章,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对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框架进行总体介绍。第二章是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献回顾。首先,回顾了政策性负担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从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其次,从债务融资比例和债务融资期限角度对债权治理效应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重点分析了金融改革前后我国学者对负债治理效应研究的差异以及政府干预下银行债权是否能够发挥治理效应。最后,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单的评析。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系统回顾了政策性负担和债权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预算软约束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为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的提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三章是理论分析。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政策性负担的类型,对各种政策性负担的表现形式进行简述；详细阐述了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社会性政策负担的现状。然后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了我国国企政策性负担形成的原因；最后,结合预算软约束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经济后果进行理论分析。第四章是实证研究。本章以冗员为例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政策性负担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提出了七大假设,分析失业率、财政赤字、市场化水平以及政府控制层级对国企冗员的影响；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分析了冗员对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承担冗员的国有企业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结合代理成本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验证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有效性,并分析冗员对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影响。其次,借鉴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的模型对冗员进行衡量,构建模型和定义变量,选取2003-2011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最后,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组进行单变量检验；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OLS回归方法检验失业率水平、财政赤字、政府控制层级以及市场化程度对国企冗员的影响；检验了国企冗员对国有企业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在证明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冗员对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影响；本章以Liao等(2009)的公式对冗员进行衡量、采用不同的回归方法等手段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章是结论与展望。对结论进行总结,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阐述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政府干预是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压力衡量政府干预的动机强度,从横向角度考察不同市场化程度下政府干预的大小,以及从纵向角度研究不同政府控制层级政府干预的差异,运用OLS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压力越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越大,国有企业冗员的规模越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政府控制层级低的地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更加强烈,导致所辖区域内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员。第二,政策性负担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后果。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本文考察了冗员对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担更多冗员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借款,但没有在长期借款方面获得融资便利。第三,政策性负担对银行债权治理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首先对银行债权治理效应进行了证明,研究发现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短期债权逐渐发挥治理作用,长期贷款并不能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股权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银行债权只有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才能发挥治理效应。随后我们发现,不管是全样本还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子样本,冗员都显著降低了短期银行债权的治理效应。这说明尽管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短期债权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发挥治理作用,但是政府干预下的国企冗员是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将抑制短期债权发挥治理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研究了国企冗员的影响因素,利用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压力衡量政府干预的动机强度,从横向角度考察不同市场化程度下政府干预的大小,以及从纵向角度研究不向政府控制层级政府干预的差异,分析较为全面。其次,本文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融资和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的角度研究冗员的经济后果,丰富了政策性负担和银行债权治理效应等方面的研究。最后,本文分别以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的模型以及Liao等(2009)的公式对冗员进行衡量,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可靠,避免了计算出的冗员指标与实际不符的问题。本文存在的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而社会性政策负担具体包含冗员、退休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等。限于其他数据较难获取,本文仅以冗员代表政策性负担,并不全面。其次,本文选取总银行贷款负债率、短期银行贷款负债率和长期银行贷款负债率等期末指标衡量国企融资便利,没有研究其他方面的融资优惠,如信用贷款、低息贷款等,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最后,代理成本的计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现有研究,本文采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对股权代理成本进行衡量,虽然管理费用中包含较多经理人在职消费的信息,但仍然有很多项目与代理成本无关,本文由于时间限制,并没有对其进行筛选剔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国企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是否存在差异,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时间因素,研究不同阶段政策性负担的差别。第二,政策性负担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后果,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将获得政府补贴、融资便利等“好处”,但鲜有文献研究这种“好处”对国有企业将产生何种影响。第三,政策性负担会影响企业的激励机制,国内研究主要从高管薪酬这一静态激励机制进行考察,而激励机制还包括高管变更等动态激励机制,未来的研究可关注政策性负担对其他激励方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