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文学史书写中,清代中期诗学存在着四大学说并列的状态,其中“肌理”说的代表人物就是翁方纲。而对翁方纲诗学的阐释,文学史仍是沿用传统的说法。笔者认为,向来研究者对于“肌理”的解释——义理与文理——是有误的,且“肌理”说并不是翁方纲的全部学说。这一问题有的学者也已经发现,但亦并未给出正确的解释。“事实和过程的清理是认知的重要环节”,“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是蒋寅先生提出的清代诗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一段历史时期,研究一个具体对象均当如此。只有我们沿着研究对象的思路走过,才会对他产生同情之理解,最重要的,是还原文学史,尽可能排除成见的杂念,减少想象的因素。通过阅读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大量手稿,笔者探究到,翁方纲对“肌理”说的演绎,是在分析杜诗中完成的。论文第一章便以“杜诗与‘肌理’”为题,讨论“肌理”说与杜甫诗之间的紧密联系,及由此得出的学习杜诗的途径——黄庭坚的“逆笔”法。翁方纲是王渔洋的再传弟子,他的学说又不同于渔洋。这一点,研究者多据方纲《神韵说》三篇加以阐释。其实,翁方纲的诗学建构过程,就是走出“神韵”的过程。本文从探讨翁方纲编《七言诗三昧举隅》的动机入手,并结合他对渔洋七律学古实质的发现进行分析。为与渔洋尊奉的“妙悟”立异,翁方纲拈出“正面铺写”作为诗歌的最高理想,并因此强调“切实”,要求达到能“化”的境界。本章最后以梁章钜作为一个侧面,呈现后学对这一学说的承继。生活在乾嘉年代,又好谈金石碑版,翁方纲的学问在诗学中的地位,一直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有学者分析,翁方纲既不是经学家,也与汉学无缘。但他提倡学问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他提倡学问的出发点是什么?所谓“以考据为诗”,仅仅是为了展示学问么?论文第三章,从学者身份的角度切入,集中讨论这些问题。并对其学政身份与诗人身份的离合,也有辨析。唐宋诗之争,是清代诗学几大论争之一。由于对苏黄的尊崇,和对学问的提倡,翁方纲被认为是清代中期宋诗学的代表人物。学者普遍认为,翁方纲第一次对宋诗的美学理想进行了理性思考,这是他最主要的贡献。本文第四章“文学史观照中的宋诗学”,认为翁方纲宋诗学的建立,是在对《宋诗钞》的反驳中形成的。他一直坚持的文学史的立场,使得他对宋诗美学的接受,更具有总结的意义。而杜甫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他追求唐宋同源的努力。通过以上四章的分析,翁方纲学说的面貌已经很清晰,对其学说影响的研究,也穿插于各章中。笔者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从对翁氏弟子梁章钜的论诗材料的分析中,得出翁氏诗学中两大基本概念:“肌理”和“正面铺写”的关系。由此,翁方纲诗学的统一性也得到了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