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传承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说明了本文的研究重点、思路、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淮南子》的渊源研究较前代而言得到了较为系统性的开掘,但就《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传承关系研究而言,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曾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现状表现为个案研究多而传承研究少,论文论著数量不多、发掘力度不够。因此,本文以专题形式对二书的思想内容与寓言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数量统计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察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第一章考察《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传承,本文择天人体系、天人关系与军事理论三端加以阐释发明。第一节考察《淮南子》与《吕氏春秋》天人关系问题的传承关系。《淮南子》的天人关系说是对道家及《吕氏春秋》的天人关系说进行吸收与综合的结果。《吕氏春秋》以“天”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认为世间万物皆出于天,以“天”为万物运行的根本依归,并由此提出人法天地。《淮南子》则以“道”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天”从属于“道”,“天”意指大自然以及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天然状态。《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法天地”的基本思想,并将其融入自身的哲学体系,又以“天人同构”与“天人相通”对其进行了完善与补充。在天人相对待的关系中,《淮南子》也继承了《吕氏春秋》所提出的人具有主动作用以及天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双向互动关系的观点。第二节详细梳理《十二纪·纪首》与《时则训》所构建的天人体系。《吕氏春秋》依据人“法天地”的主张,首次构建起了一个沟通天、地、人,融合四季五行,涵盖阴阳气数、天象、帝、神、音、律,几乎无所不包的天人体系。《淮南子·时则训》基本承《十二纪·纪首》而来,也有所变化。从天人体系的条目数量上看,《时则训》对《十二纪·纪首》作出了一些补充和丰富,融入了富于汉代特色的神仙服食、房中养生等内容。但对于《十二纪·纪首》所重农事与祭祀之事,《时则训》则大加删汰简化,这是《淮南子》作者所处之时代现实与“旨近”道家的思想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节针对二书军事思想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二书对军事理论的理论问题的论述都涉及了战争起源、战争观。《吕氏春秋》认为战争的起源在于人性本恶,《淮南子》对吕书的看法作出了纠正,承认战争的发生与人性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也与物质条件匮乏的客观因素有关。《吕氏春秋》的战争观以“义兵”与“兵不可偃”为核心,《淮南子》亦主“义兵”说但淡化了“兵不可偃”说,主张俭武。第四节对二书军事思想中的实战问题进行考察。在战争的制胜因素这一问题上,《吕氏春秋》指出“义兵”是制胜之本,此外上下同心、地势、武器、人员素质虽非制胜之本,但为“义兵之助”,亦对战争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淮南子》在对制胜因素的分析思路上与吕书一致,但不再以战争性质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而归之于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同时更加突出上下一心在战争制胜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实践途径进行了详细阐发,较吕书更为丰富；对“佐胜之具”的论述与吕书大同小异,从天、地、人三角度进行阐释,较吕书更为详赡。在用兵策略上,《淮南子》独创大于继承,《吕氏春秋》主速主猝、主张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淮南子》则援道入兵,以哲学理论进行兵学推演,主静而后动,同主出其不意,而不止于攻其无备,还主张出奇制胜。第二章对《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中所见寓言进行比较研究。《淮南子》虽为西汉著作,但作为先秦子学的终结与总结之作,其中所保存的寓言较少两汉寓言劝诫性突出的特色,而更近于先秦诸子寓言。第一节对寓言的概念进行界定。在综合中国古代对寓言的种种定义及西方寓言的定义,将其定义为“一种具有情节性、虚构性的短篇叙事文体,具有表意的双层结构,言在此而意在彼”。通过寓言、神话与历史事件的差别性分析,来具体说明三种文体间的差异,以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第二节对二书中历史寓言的构成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吕氏春秋》作为较早大量使用历史寓言作为说理手段的著作,其改造历史融入己意以用作说理手段已构成了三种较为固定的模式：直接引用；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稍加剪裁虚构；托言历史人物。《淮南子》中的历史寓言大体继承了《吕氏春秋》所创造的三种模式,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加工的过程中,较《淮南子》更丰富圆融,对历史人物的虚化程度更高、借重意味更淡而文学意味更强。第三节对二书历史寓言的说理指向进行比较研究。《淮南子》在继承《吕氏春秋》“以史为证”的寓言说理形式的同时,在寓言说理的指向上又发生了新变。《吕氏春秋》多以寓言说君道、说朝堂而《淮南子》则以之解道体、说人事,前者对治国之道的需求程度更大而后者对个体生存的重视程度更高,这是二书思想倾向及编撰主持者现实处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第四节对二书中非历史寓言进行比较研究。《吕氏春秋》的类型人物寓言开辟了“楚人”与“齐人”两个新愚人群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强大、齐楚衰微的社会现实造成了秦人对齐楚的轻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秦人重功利、轻文化的固有观念而对文化大国齐楚不屑一顾。《淮南子》则从形式上继承了由《吕氏春秋》所开辟的“楚人”这一愚人群体,但其中所隐含的地域歧视至此已所剩无几,“楚人”已淡化为单纯的愚人符号。结语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了总结归纳,对全文进行了整体评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二书传承研究中尚未涉及而较有研究价值的研究角度,约略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