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和《史记》作为我国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在叙事和写人方面不仅有开创之功,更为后世的文学和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历代研究对于二书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选题为《<左传><史记>叙事写人研究》正是意图从叙事和写人两个层次上探索先秦至两汉史传作品的发展脉络。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目前学界对于《左传》和《史记》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探讨史官文化和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是史官对于“天人”关系的探求,历代的天人思想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下均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史官文化特有的务实的历史理性主义不仅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影响,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重要内容。第二章是对二书创作动机的比较。在经历了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史官们开始重新理解“礼”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反映在创作中,因此《左传》的创作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而处于上升的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在对前代史官文化总结的基础上,将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情感因素融入到史传创作中。二书对于史书的创作均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色彩。第三章是对二书叙事技巧的比较。主要是通过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中时间这一要素的不同作用来看待叙事；其次是史官创作中贯穿的实录和虚构的矛盾,而二书在实录原则之下也存在着守“礼”和“考信”的区别；再次,史传文学中特征鲜明的“寓论断于叙事”并不是创始自《史记》,而是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左传》和《史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在写人方面,二书存在共同之处,但是《左传》中为叙事服务的历史人物成为《史记》的主角,司马迁一方面对前代作品的人物进行了重塑,另一方面也摸索出人物塑造的成熟手法,为后世的文学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一方面,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从编年体的《左传》发展到纪传体的《史记》模式转变,内容上也由记言记事发展至以人为中心,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基本的结构模式和著作标准,但是可惜的是史学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精神活力。另一方面,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在叙事和写人上形成的成熟技巧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