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文化均起源于教化，精英对大众进行引导、控制，表现了一定的控制与权力意思。古代汉语中，文、化作为语词常态下是分离的，偶有连用。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二者联系的角度看，二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有对人性进行教化提升的意味。儒家自孔子以来即有教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以其先觉性的启蒙精神，改造国人的所谓国民性。这与传统的“圣人教化”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无怪乎林毓生将之称为“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认为五四先贤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毛泽东将为其发动的政治运动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也有着革命导师明确的教化情结。在西方文化方面，马克思没有过多的论述文化的概念，更多的是把文化的意义加诸于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霸权意味。葛兰西进一步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大众常识的关系，明确了文化的权力关系意义。文化更泛化为一种表达，表现为一个符号系统，而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就是文化。符号系统不一定具有直接的教化意义，但作为文化的符号本质就是隐含权力性话语符号系统。卡西尔作为马克思的继承者，扩展性认为文化就是人们进行表达的各种符号的组合。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自然科学等这些表达了不同蕴意的不同形式符号，反映了人们所在的不同的世界。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活动，蕴含了人类活动的各种经验，这种经验表达成了这种形式，由此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符号系统。而既定的符号系统对人有控制作用，符号系统对人的控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符号系统对于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某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是先在的，表现在习俗和文化作品中。其二，虽然符号系统是先在的，但文化符号系统本身反映了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威诉求。从文本话语到语言学话语的转变中，海德格尔创造性的发现话语与人的本质相关。而福柯更创新性看见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构建语篇的过程中，有权力因素的干预，是权力话语形成的基础；任何系统性话语的建构都带有一定的权力因素，因此任何作为文化权力表现的系统的话语，都具有权力性。权力可以支配话语，但话语在一定条件下也反作用于权力。互为作用的权力和话语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大众的生活、行为以及认知方式，双方相互构建的过程就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权力的话语构成了文化体系。某种话语形成之后，那这种话语体系本身具有一种权力，对特定的群体具有话语权。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符号交流下逐渐形成与全球共同生活的制度、机制相适应的话语符号系统和文化系统，早期萨义德就看到东方话语的建构过程，就是西方强势话语的渗入过程。此过程体现了话语权力的压迫。在现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话语符号在其中居于强势地位，并试图渗入弱势话语符号系统。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