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FDI总规模总体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虽然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全球经济和FDI都收到了较大的冲击，但是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发布的《2013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的FDI流量总额与2012年相比有了缓慢的改善，达到了1.45万亿美元。此外，在该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高速增长，规模也迅速上升。根据商务部的最新资料披露，2014全年，我国国内投资者或企业直接投资了世界上156个国家的6128家国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非金融类投资总规模达到了6320.5亿元。中国已经从FDI东道国逐步发展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各国经济回暖超过预期，使得各国对本国劳动力的就业保护逐年增强，并且就业保护主义势力也有所抬头。　　随着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的逐年流行，目前各国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本文从法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角度出发，来实证探究就业保护立法(EP)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果。　　本文采用了来自于世界银行(WBG)、CEPII数据库、Gwartney数据库和Thomson ONE Banker Database的2000-2012年期间全球134（宏观）和54（微观）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引力模型）两种角度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包括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GMM（广义矩估计）和分位数回归为主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来探讨了法与经济学交叉视角下就业保护立法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结果发现，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就业保护指数普遍比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要高，各国的就业保护指数整体上是逐年增大的，但是发达国家的增速更快。①在国家层面，本文验证了全球各国的FDI与就业保护指数有显著地负向作用，就业保护指数越高（就业保护制度越严格）的国家其FDI的流量也逐年变小，以至于发达国家的FDI总量低于了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总量;反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等欠发达国家则是就业保护指数不太高的，但他们的FDI的规模则逐年增大;②在企业层面，本文验证了M&A与EP之间呈现出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就业保护指数一般就越高，作为并购国其M&A总额普遍也越高，其中英美法系国家最高，而且随着他们就业保护指数的逐年上升其海外并购总额也逐年增大;反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海外并购额却不是很大，比发达国家的规模要小很多。　　本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①从文献研究方面全面整理和理清就业保护立法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②在实证方面，本文综合考虑了在宏观和微观的数据层面研究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保护立法对跨国企业的FDI区位选择的作用，进而为我国如何进行有效地OFDI和有质量地引进外资提供了实证检验方面的支撑;③本文从全球的视角来研究就业保护立法对FDI的影响，而Olney则是仅局限于OECD国家范围内;④由于目前对于就业保护立法的研究仅局限于宏观层面且微观研究比较少，本文从宏微观方面来研究就业保护立法对FDI的区位选择的作用，使得实证与本文的政策建议相契合，也补充了在就业保护立法方面的研究范畴，使得这方面的实证和理论的研究更全面、更充分;⑤本文还灵活采用了多种实证方法，尤其是采用GMM的方法解决了文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