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调整时期。1969年中苏爆发了多起边界冲突,从“珍宝岛冲突”到“铁列克提事件”,随着冲突的演变,美国的立场逐渐明晰。历经了《惠廷报告》、《NSSM 63备忘录》,1969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确定了对华“战略接触”、对苏“战略缓和”的政策方针。由此,一方面,美国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破冰,构建了中美苏战略三角新格局,从而增加了对苏政策调整的筹码。最终于1972年5月,美苏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与此同时,1969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法》,放宽了对苏经贸限制;1971年8月,美苏就柏林问题达成了妥协。美国对苏政策的调整除了根本受制于国际冷战进入缓和的格局因素外,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无疑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受到越南战争的拖累,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国际冷战格局进入苏攻美守的阶段。为了摆脱困境,美国利用中苏边界冲突,促成了中美的战略合作,形成了对美有利的国际冷战三角新格局,从而迫使苏联也做出相应的对美战略缓和的政策调整。此外,美国国内经济困境、日益激化的社会问题,以及尼克松、基辛格为主的美国外交决策圈等诸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美国对苏战略缓和的政策调整。因中苏边界冲突,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并引发美国对苏政策的调整,进而推动国际冷战进一步趋于缓和,从中可见,大国间关系的战略性调整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