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侨务传播媒体《宏观周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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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研究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以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探析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传播者——“侨务”传播传媒《宏观周报》,自其前身《海光周报》于1980年创刊以来,历经更名改版,以至2009年期间,在不同时期的台湾当局领导人主政及历任“侨政”决策者的主导下,各阶段传播内容取向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的关联;并分析形成其“侨务”传播框架的“影响源”包括:“决策者因素”的“侨务委员会”和“组织目标”因素的“华侨通讯社”,探讨这两个主属组织的发展与变迁;以及探讨其传播受众的变化;并梳理这份台湾当局侨务传媒30年来从两岸“侨务对立”(蒋经国时期)、到“侨务竞争”(李登辉时期)、“侨务分化”(陈水扁时期)以至“侨务竞合”(马英九时期)的“侨务”与“侨务传播”发展历程以及传播内容取向的变迁。  自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的“侨务”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担任。“华侨通讯社”是“侨务委员会”辖下对外宣传“侨务”的传播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强化宣传所谓“国家”政策以及侨情报导,做好对侨社的传播工作,联络侨情。  “华侨通讯社”在毛松年担任“侨委会委员长”任内,于1973年9月10日正式脱离“侨委会”第二处预算,成为经费独立机构;在蒋经国于1978年继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之后,于1980年1月1日催生了台湾第一份“侨务”传播专属报刊《海光周报》。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之后,执政初期“侨务政策”基本方针不变,但《海光周报》历经三次更名和变革:1988年8月5日,时任“侨委会委员长”曾广顺,将《海光周报》更名为《海光报》;1993年,章孝严(即蒋孝严)继任后,于1994年8月2日将《海光报》更名为《宏观报》,历经祝基滢、焦仁和两任“委员长”,编采方式基本不变。焦仁和任内率先推动宏观报电子化,增加发行《宏观电子报》;到了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委任张富美为首位女性且为台籍“侨委会委员长”,于2001年3月,将《宏观报》更名为《宏观周报》发行至今。  由于台湾当局“侨务”传播媒体《宏观周报》,包括其各阶段前身《海光周报》、《海光报》、《宏观报》等有关的学术研究,笔者遍搜海峡两岸博硕士论文及期刊杂志,可说付之阙如。本研究者特别于2010年4月至6月亲赴台湾本岛进行两个月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搜集,如愿搜集获得这份台湾“侨务”传播媒体从《海光周报》、《海光报》、《宏观报》到《宏观周报》等四个阶段报刊的完整原件,并详细进行参阅研究与内容分析,依台湾当局不同时期领导人,搭配相关文献解读分析其“侨务政策”特点与“侨务传媒”发展及其内容取向。  尤其,台湾当局“侨务委员会”将于2012年1月1日起,配合“中央行政机关”的“行政院”进行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需要,这份台湾创刊最早、发行最久的“侨务”传播专业媒体《宏观周报》的未来发展去向充满变数。本文在此时疏理其各阶段发展与传播取向的变迁,既呈现其独特的生命周期与历程,也见证了其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中独特的身影。从本论文研究中发现,30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互动进展,两岸在海外的侨务工作,已从“侨务对立”(蒋经国时期)、历经“侨务竞争”(李登辉时期)、“侨务分化”(陈水扁时期)阶段,进入当前“侨务竞合”(马英九时期)的新形势。  本研究者认为,自1949年以来,两岸60年来“侨务政策”主要重心,其实都是为了竞争海外华人族群的认同与向心,侨务工作的对象是相互重叠的。因此,在当今和平发展已成两岸关系互动的主旋律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引进刘国深教授所提出的“国家球体理论”,在“一个中国”的共识下,视“侨务”为两岸的共同事务之一,透过两岸的“侨务传媒”的传播促动,将两岸的“侨务竞争”转向“侨务融合”,促成海外华人族群全面的“侨界融合”,以利促进未来的“两岸融合”。  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往往承载着过多且过于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当前胡总书记已提出“两岸涉外事务(包括两岸涉侨)不应内耗”的理念,而台湾当局也响应提出“侨务休兵”论之后,对我们的侨务部门而言是一种挑战;必须有更灵活的因应思维和策略,才能在差序并列中,藉由推进侨界的“小融合”,进而促进两岸的“大融合”,以达到“反独促统”、“以侨促统”的目标,推动国家和平统一。希望透过本文的梳理,能有益于我国侨务部门及侨务传播媒体在进行推展新时期侨务工作之因应和运用参考。  此外,从对台湾当局“侨务传媒”《宏观周报》的个案研究启发中,本研究者认为,当前,面临为数增长越来越多的海外侨民,以及两岸在侨务领域上的竞争,为因应当前新形势与新挑战,我国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必须有新的思维和优化作法;特别是应拟定更灵活的侨务传播机制与多维传播策略,以强化对华侨华人宣传的工作和内涵,促进华侨华人与祖国的密切关系,透过柔性的华侨力量向外传播宣传“和平中国、和谐中国”的正面形象,以降低国际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和“反中”的论述。此有赖我国侨务部门及侨务传媒的功能发挥与酵化。本研究者从传播的视角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提高我国侨务部门的行政位阶,整合“五侨”资源,建构“一体化”的侨务传播机制;  (二)因应传播数字汇流趋势,可将整合营销传播理念,应用于侨务传播领域;  (三)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三大支柱及祖国侨乡传播网络对接,建构多维的大侨务传播体系。  本研究者建议,当前我国侨务部门的侨务工作,可发展“四大对接”的侨务传播策略,建构多维的侨务传播网络,扩大与侨务传播对象的传播接触面。  本研究者所指的“四大对接”侨务传播策略,也就是将我国“五侨”部门所进行的“组织传播”机制以及国内各对外传播媒体所进行的“大众传播媒介”机制,与当前海外华侨华人包括“跨国华人”的传播关系网络连结对接,整合形成一个跨国内与国外的侨务传播体系,包括:“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人际传播网络对接”、“与海外华文学校(包括孔子学院)的群体传播网络对接”、“与海外华文传媒的大众传播网络对接”、“与祖国侨乡的乡讯乡情分众传播网络对接”等四大对接,建构“大侨务传播体系”,将有利于发挥传播通路的整合平台效益,藉由海外华侨华人的侨心与祖国侨乡的乡情连结,对我国的对外国家形象传播、文化输出和侨务政策的传播与侨务工作的推动,将可发挥更广大、更深远影响的加乘效果;并可藉此凝聚海外华侨华人的传播力量,发挥“反独促统”的关键作用,促进两岸侨界融合,进一步推动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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