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赡养是老年人赡养权益的重要内容。我国现有的赡养法律法规对精神赡养的内容有所涉及,但是只起到了“宣言”的作用,总体来说,我国赡养法律制度并不承认精神赡养的法律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精神赡养被认定为一种道德义务,难以用法律进行调整。由于价值观念和养老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外对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的保护同样存在差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州立法大多未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民法典中则规定了子女的赡养义务,而且有些条文也体现了对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保护的精神,但是由于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养老以及家庭观念淡薄等原因,对老年人的物质供养以及精神关怀实质上多由政府和社会承担。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立法肯定了家庭赡养制度,但精神赡养却没有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而主要由政府制定相关的优惠措施,以政策引导的方式激励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由于我国目前处在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城镇化的转型时期,“空巢老人”的大量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冲击,使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强烈,但立法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益却没有给予有效的保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我国的精神赡养保护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即对于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道德规范的调整层面上,而应当上升到立法层面对精神赡养进行法律规制。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规制应该从立法理念、立法路径和具体内容三个方面着手。立法理念应该实现由“重物质赡养,轻精神赡养”到“物质赡养与精神赡养并重”的转变；立法路径则应选择以《婚姻法》调整为基础,其他法律辅助调整的模式,走概括主义与列举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而对于精神赡养的具体内容则可以从主体、内容、法律责任以及权利救济等角度,对精神赡养的基本要素进行构建,由此才可以有效的解决老年人精神赡养需求强烈和精神赡养立法缺失的矛盾,实现对老年人赡养权益的全面保护,为我国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