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物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在经济利益等各种原因的驱使之下,野生动植物资源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遭受着掠夺。刑法本应是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强有力的手段,但由于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起步较晚,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其保护形势日益严峻之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强烈关注,西方国家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事法律保护存在普遍注重资格刑、罚金刑的适用、配套适用了非刑罚处置方式、纳入刑事法律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范围较为广泛等特点。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经过1979年刑法的制定、1997年刑法的修订以及之后刑法修正案对其中具体条款的不断修改,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从刑事立法上来说,存在受刑法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较小;入侵外来物种相关的刑事立法空白,缺乏对非法“放生”行为的规制;刑事处置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从刑事司法上来说,存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中对犯罪行为人是否“明知、应知”的主观认定困难;司法判决带来的“情”、“理”、“法”间的冲突不断等问题。对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应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在刑事立法及司法经验的总结上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域外野生动植物资源刑法保护中的成功经验。从立法上来看,首先要重新界定我国刑法所要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范围;其次要增设“非法放生外来野生动物物种罪”;最后要完善刑事处置体系。从司法实践来看,首先要建立“二元化”的司法裁判逻辑;其次要避免机械司法,逐步建立对主观方面认定的多元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