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方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对教育暗含着这样一种乐观的假设:不仅教育本身是好的,而且它还能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但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人们逐渐发现绝对意义上教育机会的扩充,并未消除根植于社会不平等的相对意义上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更未能出现如人们所期望的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奇迹。无论教育机会怎样扩大,不同职业群、不同收入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在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功机会方面差别都很大。教育上的不平等引起就业、收入、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最终造成恶性循环。为解释这种不平等是怎样发生的,人们开始批判地审视教育。“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不同阶级的儿童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不同的“初始教育”,这种教育与其家庭所传递给他们的“文化资本”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初始教育”使不同阶级的儿童处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从而也影响到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学业成绩与地位。学校教育所传播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更为接近,统治阶级的习性被转换成学校的一种想当然的文化资本,这样那些已经拥有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人就更容易取得学业的成功。学校在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给了我们一种分析现有教育制度的新视角。在我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农村家庭占有的文化资本虽然也在逐渐的增多,可是这对于我国农村的孩子受教育能有多大的影响?又是怎样影响的呢?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来做些简单分析。本文引用了很多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些访谈,站在文化再生产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的家庭文化资本怎样影响农村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进行了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