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解释》）的发布,民事法律规范在行政协议纠纷案件中的准用界限被进一步放开,合同领域的情势变更原则为行政协议案件所适用,具有法律基础,但《行政协议解释》第27条第2款“可以参照适用”的规范仍过于泛化,难以为法官具体案件裁量提供明确的指引;司法实践中也频繁出现过分强调行政机关一方的优势地位,忽视了私人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情形,导致行政协议从缔结到履行中的“协议性”完全被“行政性”挤压,不断消解着私人一方对行政协议缔约的信心,这有悖于建设诚信政府与合作政府的理念。因此,本文旨在以“行政性”与“协议性”平行视角下构思情势变更原则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将基于行政优益权的单方变更、解除权与基于情势变更导致的变更、解除予以切割,使“行政性”与“协议性”各得其所,进而对行政协议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要件和处理规则予以重新厘定。就适用要件而言,重新厘定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判断标准,限制认定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变化,明确不可预见认定应采用客观标准并禁止以公共利益为名将商业风险认定为情势变更;同时严格认定行政机关方不可归责性以及显失公平要件和时间要件。就处理规则而言,赋予协议双方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主体资格,确立再交涉义务及其违反后果,实体法上明确变更与解除的先后关系并赋予损失补偿请求权;程序法上确立当事人主义,推动统一适用形成诉权模式并引入要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