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科研、教育等方面对中国和英国的传播学教育做了对比，旨在为发展迅速但处于困惑中的中国传播学教育提供借鉴经验。文章首先对两国的传播学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发展较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科研成果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有待重大的理论突破。英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章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为线索，对英国的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回顾。从学术渊源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脱胎于英国的文学批评，视大众媒体为其研究领域，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进行深入研究，树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理论创新来讲，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如霍尔的编码和解码，揭示了在争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方法创新上而言，民族志开辟了受众研究的新途径，等等。更可贵的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做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研究，传播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等方面。不断地吸收借鉴先进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创新发展，这是英国传播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对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启示之一。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教育发展很快，但面临着很多困惑。现有的学科门类设置不利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在学科门类上，传播学同新闻学同属于文学门类，如何处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公共关系、媒介经营、广告学等专业划入文学门类未必名副其实。传播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开放性学科，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出现。通过选取一些个案分析，文章对英国传学教育的教学特点和学科设置进行了分析。在专业设置上，英国政府奉行由下而上的原则，学校在学术建制上有较大的自主权。从系别或课程设置来看，无论媒介、新闻或者传播，它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可以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信息学，甚至传播技术等理工科专业来切入。从学科门类设置上看，政府有关部门只是设置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研究、公共关系等专业各得其所，并留足了发展的空间。我们可以考虑淡化或者取消学科门类设置，从而解决新闻传播学门类划分过窄的问题，此其启示之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的信息，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英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在英国的高校，传播学教育已经成为与文学、历史学等并驾齐驱的教学科目，媒介素养教育也进入到了中小学，成为国家规定课程的一部分。把传播学教育当成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尽早培养公民具有分辨媒介文化良莠的能力，此其启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