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消费主义进村,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本文主要以苏北泉村为田野,以村庄闲暇为研究对象,展示和理解转型期农村闲暇生活世界形式和内容的变化,进而理解闲暇性质和功能的变迁,以深化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本文将农民闲暇生活分为三类,即娱乐性生活、交往性生活和宗教性生活。传统农民的闲暇生活是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实现的,它具有双重意义和三重功能。所谓双重意义是指闲暇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它满足了个体的功能需求,但其实现方式是社会性的,并且客观上也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后果。所谓三重功能是指闲暇满足了个体身心放松、人际沟通和价值体验三方面的功能需求,其社会性的功能后果是指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整合。　　闲暇生活的变迁表现为上述三个方面的日益个体化,即闲暇生活的功能需求和实现方式脱嵌于村落熟人社会。娱乐生活中的闲暇单一化、庸俗化,在电视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侵袭下成为个体化、消费性的闲暇;交往生活中,村民奉行不得罪、不管闲事的逻辑,农民不愿再讲闲话、闲暇话题去村庄化,闲话已经彻底失去规范和控制的效力;人情已经名实分离,不再具有公共的交往规则,也不再是一种互惠互助的机制,演变为一种个体敛财和谋利或者利益交换的工具。人情剥离了社会性、公共性、伦理性的内涵,越来越朝个体性、私人性的方向发展;文化信仰生活中,作为象征体系的生命仪式和宗教信仰的闲暇方式走向瓦解,闲暇的文化意涵渐趋消弭,从而集体意识和社会整合功能失去依托,村民情感寄托单一化,走向无归属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闲暇生活之变需要在乡村社会变迁的整体视域中理解。这种变化可归结为半熟人社会化。一方面,伴随现代性进入,乡村社会社会性竞争日趋激烈,闲暇时间层级化、货币化,农民开始形成时间产权意识;另一方面,闲暇空间不断开放的同时,空间区隔和农民心理距离却渐渐拉大,人际交往模式不断走向功利性关联。闲暇生活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外出务工迅速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带来了农民职业结构的调整,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开始逐步拉大,生活经历差异也加速了农民的异质化,村庄边界日渐模糊,原来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开始不断遭受外部力量的渗透。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强化着农民的个体主义观念,个人与村庄的关联日益瓦解,村庄越来越缺乏笼罩性的结构力量进行规约,于是,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乡村社会的半熟人社会化都在加速推进。　　本文最后提出,重建闲暇生活方式需重新建立农民与村庄之间的关联。这种闲暇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焕发村庄价值生产能力,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农民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且有序地可控地城市化,即使不进城,他们依然可以在村庄中享受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