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了行政权力的的滥用,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我国真正实行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非典”,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兴起了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问责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不少成效。一是问责力度较大,效果显著。问责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高官问责”,就是不论哪一级领导,不论官有多大,谁的责任就得由谁承担。这充分体现出了问责的决心和力度。二是问责范围非常宽泛。在覆盖面上,从中央层辐射到地方层面;在问责方式上,趋于多元化现实表明,官员问责正从罕见转变为常态,从风暴性问责转变为日常性问责。三是官员问责日趋制度化。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对问责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问责法律制度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及法学等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一大批党的规章和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得问责具备了初步的制度基础。这些法律规章均对问责制相关内容做了一些规定,使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制度依据,逐渐向常态化和法制化问责的轨道迈进。我国的官员问责的常态化和法制化,对于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对我国官员问责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本论文从以下四方面来探讨:一,论述选题的重要意义,对近几年有关官员问责研究文献综述进行介绍。二,全面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内涵与构成体系。三,先阐述了我国官员问责常态化与法制化的发展历程,分析我国官员问责法制化的实践困境。四,针对当前官员问责法制化的困境,提出了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