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傻子等非常态人物形象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其立意在于揭示文学为反思秩序质疑秩序所进行的努力。非常态人物形象与现实秩序的疏离，非但没有减弱文学对于秩序的思索，反而使文学能够对秩序进行全景式的把握，对秩序的考量延伸到对人性的反思层面上去。通过塑造傻子人物形象，文学不但逐步拓展了表现领域，更新了审美趣味，而且对秩序和人性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傻子的“傻”映照的是常人的“智”，在缺少评判是非能力的傻子面前，常人去除了戒备和伪装，乖张、丑恶的人性得以全面的暴露。在傻子的参照下，常人自鸣得意的种种做派恰恰构成了对其自身的否定和鞭挞。对傻子形象的书写过程其实就是文学自身寻求突破的过程，傻子不必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他的在场本身就成为文学反思秩序与人性一个有力的凭借。　　通过对疯子形象的塑造，文学彰显了虚弱不堪的个体与壁垒森严的秩序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体被逐出秩序世界而成为疯子并非因其是秩序世界的异质力量，恰恰相反，个体在沦为疯子之前不同程度地避让、妥协乃至迎合于秩序世界的种种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剖析个体被逐的原因及经过，实则质疑了规范不合情理、反人性之处，显示了对秩序世界的批判意向。另一方面，疯子游离出秩序世界，无形之中成为秩序世界获的参照对象，因而又使得秩序世界攫取了二度命名的可能。文学强化了疯癫对理性的消解功能，在疯子的参照下，秩序世界不再是严整的统一体，理性的假面去除后，荒诞、虚无的非理性实质无法不暴露出来，人们所习焉不察的暴力和理性世界的虚妄终于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作为秩序世界的压迫对象，疯子却意外地构成了秩序世界的否定力量，疯癫与理性相互消解，甚至会出现戏剧性易位。换句话说，通过对疯子形象的塑造，文学完成了对现实秩序多向度的思考。　　在痞子的意识世界中，人伦亲情和现实秩序水乳交融而构成对个体的压力，亵渎亲情似乎就实现了对现实秩序的反抗。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可的一切都是痞子竭力拒绝的对象，痞子为了坚定自己的立场已经不屑于委婉曲折地表达内心的不满。痞子的调侃不是掩饰清醒的放达任诞，更不是青春期特有的骚动不安和认知困惑，而是优越感丧失后对现实秩序发自内心的嫉恨与敌意。痞子政治性调侃其初衷并不是对党内不正之风进行讽刺性批判，只是为了更便捷地描述痞子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但这种对现代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玩世不恭的态度却无形中撕裂了政治生活严肃的表皮，从而起到消解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效果。痞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痞子调侃一切，否定传统价值观念，消解意识形态，主观上是为了商业文化价值观念张目，自觉为商业文化的勃兴做舆论前导。然而，痞子形象可能产生的消解意义并不是创作主体所自觉追求的结果。因此，就在文本中的价值和地位而言，痞子形象与傻子疯子形象具有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