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是父权制话语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女性被压抑的欲望提供一个疏导的出口，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在女性悲剧的背后隐藏的是话语对人的建构，通过制造出一个他者的存在掩盖实在界的空缺，使话语结构下的主体甘愿接受话语的重构，成为他者的木偶。本文将以《包法利夫人》为案例，以拉康的视角重新认识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夫人，通过对父权制下女性悲剧的男性角色功能的分析，指出男性在女性悲剧中既是父权制的代理人又是父权制的“替罪羊”，父权制话语对男性的代理人的身份建构使主体无法认识男性在父权制下存在的真相，即他们不过是由词汇叠加的空无，而女性悲剧话语存在就是要遮蔽男性的这种结构性悲剧，以维持父权制的存在。面对父权制话语下主体存在的真相，探讨话语下的主体应何去何从，只有拒绝他者的欲望，才能抵达无意识的真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