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良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出建立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以来，史料研究逐渐受到重视。阿英不仅是史料工作的前驱者，进一步说，他是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在史料学发展的前期，阿英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重点考察阿英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多大作为，从而揭示其在史料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首先，着重探讨阿英成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开拓者的原因。通过对第一、二个十年的文化背景、文学背景和史料学背景的梳理和有关数据的统计以及阿英个体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阿英成为开拓者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个人自觉的追求。 其次，论述阿英的史料学思想及其前瞻性。主要从阿英树立与时代同步的史料观念和以史家宽广的眼光和标准来观照史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他较早认识并阐述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形成了独辟蹊径、逐渐成熟的选文思想。他不仅仅以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评判文学史料的价值，大胆地肯定被作家本人所删弃的作品的史料价值；阐述日记、书信的历史参考价值；在确认“文坛指掌图”的价值的同时，他充分认识到史料工作的专门价值和独立品格，将之和文学创作视为是同等的学术事业。 再次，探讨阿英的史料学研究方法。阿英在长期的史料实践中突出了运用了整体的发展的联系的方法，重建历史空间。他非常注重建立史料之间的关系，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刨根究底，在极细小的事件中捕捉信息。在目录学上，阿英荟萃中西古今的优势，重解题，重编目，重索引，成为继承先哲开创来学的典范。 最后，评估阿英的编著在史料学发展和文学史写作等方面的价值以及贡献。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7—1927)和《中国新文坛秘录》作具体的个案分析，采用历史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纵向研究和横向比较，讨论它们的典范价值。前者是最早反映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历史全景的具有较为完备体系的编著，为后继的史料·索引的编写提供了范例。后者注重史料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所加的说明文字使零散的史料有了清晰的内在联系，增加了史料的使用价值和可信度，和同类的书《文坛史料》相比，在编辑方法上更胜一筹。阿英对新文学史料学建设的贡献在于新文学史料建设从阿英起步，学科历史的编写不可能绕过阿英。他对文学史写作的贡献在于使文学史的研究一开始就有了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