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0年之前,历代都有个别男性痛斥压迫和歧视妇女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未汇集成一种具有社会性思想或舆论,它们充其量被看作是一些“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同情与怜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的船坚利炮打破了清朝闭关自守的现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男女平权之风传入晚清时,女性的个体身份和权利开始进入男性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西方传教士到近代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群体,无一不为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而痛心疾首,这种情绪逐渐汇聚成一种势不可挡、汹涌澎湃的社会潮流,终于演变成女权启蒙思潮。随着晚清女权启蒙思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1903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女性权益的专著——《女界钟》应运而生,敲响了女性觉醒的“晨钟”,很快在在知识界引起广泛传播,此后,其女权思想被频繁引用。作为一部系统论述女性权益的专著,《女界钟》通篇都在谈论女性问题,但其价值取向和纲领政策继承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启蒙思想家的话语建构方式,即在民族国家话语的范畴内讨论妇女问题,并在“废缠足、兴女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时代特色的新主张,如主张“女权革命”,塑造“国民之母”等。可以说,晚清女权启蒙思潮中蕴涵的民族国家话语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最集中、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是晚清乃至近代女权启蒙思想的缩影,即思考主体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来谈论的妇女问题,民族国家话语直接支配了女权思想的话语建构。从在中国倡设女学、鼓动放足的西方宗教人士林乐知等人,到郑观应、梁启超等主张社会改良的维新派,再到主张“女权革命”的金天翮,尽管他们在政治上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却是殊途同归。女权启蒙的初衷是要赋予女性承担辅助男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女性进入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也在无意之中孕育了中国一批具有初步自觉意识的女性,但因其并非从女性本位的角度出发,因而不重视妇女遭受压迫歧视、丧失独立自主权利和能力的历史及现状,更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正视和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妇女问题,这给后来的妇女解放带来了众多的弊病和遗憾。在民族国家话语裹挟一切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下,无政府主义公然打出反民族国家的旗帜,对民族国家利益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否定,在当时对女权启蒙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对来说,反民族国家话语依然是一种“非主流”话语,从它在历史上如此迅速的消失来看,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民族国家话语无疑是其衰竭的重要助推器。随着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强调对权力话语加以批判和质疑、反对男性霸权话语的特点使其成为了反思晚清女权启蒙的思想资源。本文的宗旨是,在回顾历史、继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吸纳中国妇女史的已有研究成果,对当今时代的男女平权问题作历史和理论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