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温室效应日益严重，世界各国都给予了气候变化高度的关注，碳排放俨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国开始积极地探寻一种减少碳排放的新型且清洁的发展模式。2003年，随着“低碳经济”首次见诸于英国能源白皮书的政府文件，全球也迎来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时代。从本质上看，低碳经济其实是一个发展问题，一国逐渐转型为低碳经济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分离的过程。当前，已有大量的文献从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学角度研究我国的碳排放问题。其实，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以来，实行了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制度，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现有的大量文献研究证实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政治集权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还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唯GDP论”，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忽略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虽带动了GDP的快速增长，却严重污染了当前的生态环境，不符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要求。　　本文主要研究环境污染中碳排放问题，其导致的温室气体效应对全球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本文首先利用LMDI分解法分析了我国人均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带动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不断增长的主导作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抑制了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接着，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从委托代理理论上分析，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通过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个人收入激励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使其着力发展短期见效较快的资本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往往降低了对环境的保护;从公共选择理论上分析，低碳排放可以作为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全国性公共品，财政分权制度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都产生了博弈，受公共品外溢性的特点，各级政府的占优决策都是不减排，进而导致高碳排量。故从理论上可以得出我国这种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制度从理论上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不利于绿色可持续经济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验证财政分权对我国人均碳排放量的传导机制是否合理，本文运用了1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鉴于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本文首先对两者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均碳排放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故模型的建立以人均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接着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静态、动态两方面探讨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我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面板数据中，中国的财政分权指标对我国人均碳排放量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对人均碳排放量分别呈现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符合环境库兹涅兹假说，即两者呈现倒U曲线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对外直接投资和能源结构对人均碳排放量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的是在静态模型中，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碳排放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对人均碳排放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动态模型中，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大，教育水平却促进了人均碳排放量。　　最后，针对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出了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科技创新提高能源效率、加速产业升级、完善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加入环保考核机制等手段、加大对低碳产业和企业的扶持力度、居民养成低碳生活和消费习惯，强化低碳意识等政策建议。　　总之，我国碳排放在不断增长的事实依旧存在，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对我国碳排放量具有重要影响。在今后的制度建设中，需要明确分权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建立财力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将生态环境保护加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不断改善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此外，要培养大众居民的低碳意识，政府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大力管控高碳排放企业的发展，逐步转变我国目前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在不断提高碳排放治理效率的同时，建立一种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