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奏响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最强音。相比于国家治理中的众多问题,大股东利益输送似乎是一只微小的蝴蝶,但绝非为一只普通的蝴蝶,而是一只能够产生蝴蝶效应的蝴蝶,治理不善,将引发整个资本市场的动荡与危机。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控股股东猖撅的隧道挖掘是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微观的公司治理风险累积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重要诱因；近年来我国股市的持续低迷,进行隧道挖掘和掏空的大股东难辞其咎。尽管大股东利益输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泛滥的现实仍可折射出理论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纵观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输送危害效应、形成原因、治理改善等方面,鲜有从利益输送路径视角开展。探明大股东利益输送路径及形成机理,对打开利益输送“黑箱”,解开“利益输送之谜”,改进和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利益输送治理为主题,以利益输送路径为主线,重点研究了利益输送路径形成动因机理、关联规则和基于利益输送路径的治理模式,创新性工作主要有：(1)揭示了利益输送发生和演化机理。引入委托代理链概念,集成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三个维度创建大股东控制权配置概念模型。通过对16种控制权配置模式下利益输送可能性研究,归纳得出利益输送对控制权配置具有显著的“状态依存”属性结论,实现了对其内在发生机理的深入剖析；构建大股东利益输送演化博弈仿真模型,通过对五种模式下的演化稳定策略(ESS)的演绎和仿真分析,推理得出外部自发演进无法实现利益输送治理“帕累托”最优的结论,拓展了利益输送外部演化过程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框架体系。(2)证实了利益输送路径关联模式的存在。运用Apriori算法等数据挖掘技术,基于沪深两市20年间上市公司2367次违规事件数据的关联规则挖掘,发现：利益输送路径偏好模式上,“转移损益”为主,其余依次为“占用资产”、“违规担保”和“复合路径”,隐蔽性越强的路径越为大股东所偏好；输送路径发掘上存在“二八定律”：利益输送路径以高于80%的概率伴随着违规披露的发生,但从实际违规披露事件中却只有20%左右的较低概率被发现；输送路径选择时序上存在较强的“惯性”和“路径依赖”特征,治理的关键在于监控时点前移；利益输送路径防范的重点是“违规信息披露”。这些新发现为基于利益输送路径的治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3)验证了股权结构、外部治理环境与利益输送路径的关联关系。基于2005-2010年沪深两市6个会计年度1088组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从股权集中度、制衡度等七个维度系统检验了其与损益转移、占用资产和违规担保三种路径的统计依赖关系。发现：终极产权性质仅对占用资产有显著影响；股权制衡度对三种路径不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与损益转移存在“U型”曲线关系；两权分离度与违规担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法制环境对三种路径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政府质量、要素市场环境对损益转移无显著影响。这些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利益输送路径的实证研究。(4)提出了基于路径,集理念创新、路径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利益输送治理新模式。主要为,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强化系统治理、数据治理及文化治理,推进科学治理；以路径创新为支撑,健全利益输送路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媒体监督功能,优化内外部治理路径,强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促进协同治理；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完善利益输送治理立法、建立健全治理制度体系和规范体系,实现长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