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追溯了二战前左翼思潮在马来亚半岛、新加坡、婆罗洲三邦传播的历程。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马共武装已不再是独立后的联盟政府担忧的对象。同时,左翼政党因具有的反殖民、跨族裔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寻的特点,成为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对联盟政府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大马计划”被左翼政党斥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以“反共围堵”为名,剥夺北婆三邦追求自身独立的权利,抑制左翼政党的发展。这个对抗局势原本是政党间的对抗。但在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的武装事变发生后,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左翼领袖背上“武装颠覆”的罪名,遭到联盟政府、新加坡政府的逮捕与镇压。随着印尼对抗的外交与政治行动的开始,马来亚砂拉越左翼政党的抗争,也受到印尼与冷战因素的影响。苏加诺的对抗政策涉及到边界的游击战、宣传战、特工的渗透和对泛马来民族情意的召唤,希望在三邦内掀起一股足以威胁东姑领导的联盟政权的反风。砂盟青年越界到西加里曼丹,得到印尼外交部与军方的协助,参与了北加里曼丹人民解放军在边境的游击骚乱,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左翼政党原打算借印尼对抗的局势,彼此呼应反对“新殖民主义”以维护北婆罗洲与砂拉越的“人民自决权”为由,反对大马计划。印马边界的武装骚乱、新加坡的爆炸事件,使得马来西亚笼罩在一片战争的乌云中。这一系列的局势变化导致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左翼政党的政治抗争陷入通共与叛国的指责。左翼政党全面溃败的大选结果显示出印尼“粉碎大马”的行动,不单没有粉碎大马,反而让马来西亚左翼政党被各个击破。苏卡诺对抗马来西亚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让马来西左翼陷入“国家认同”与“效忠”的困境中,进而导致左翼领袖纷纷被逮捕,重创了左翼政治,埋下了 1965年以后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内部分裂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