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水平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在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污染逐步加剧的现实背景下,以往高投入、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转轨是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金融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之一,直接引导了资本的配置规模、结构和流向,也引致了金融资源的空间组织方式的改变。如果规模、结构是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模式的静态考量指标,那么金融资源的流动则直接导致了金融集聚,这种金融产业的“中心—外围”格局所带来的非均衡式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基于对资源环境、金融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三者的互动机制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的一些结论:(1)环境规制、金融资源与区域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本文将碳足迹和水足迹作为资源环境的代理变量,测算出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压力指数。对资源环境和区域技术创新进行了关联性分析,通过LMDI分解方法,解释了技术创新如何通过三类途径引致碳足迹和水足迹消耗强度变动的,结果显示,技术效率的提升促进了两类足迹强度的下降,推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和规模效应对我国两类足迹强度起到的是负向作用。进而,构建了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模型,解释了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2)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空间配置规模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通过纳入环境治理指标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测度并分析了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因子得分和空间分布格局,发现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呈现“点—线—面”的梯度型空间演进格局,以东部、中部、西部的排名顺序依次减弱,并呈现出“中心—外围”的分布特征,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带,这些地区显现出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构建了技术外溢视角下的技术增长理论模型,解释了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区域技术增长渠道主要包括“干中学”、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三类途径,认为在科技研发、人力资本领域的金融投资强度差异是引发地区技术距离加大的主因,而三类技术增长渠道都依赖于本地知识技术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两个关键的创新要素。落后地区如果希望实现技术赶超,应加大在这两个领域的金融投资额度,使在该领域的金融投资强度的增长速度超越技术领先地区的这一增长率。采用半参数下的空间变系数计量模型(MGWR)分析了金融资源空间配置规模、环境规制强度、人力资本、研发投资、知识技术存量等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化的作用程度,在发达地区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增加会带来边际技术创新能力的降低,而在欠发达地区,呈现出金融资源带来的边际技术产出的递增态势。并且,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知识技术存量发挥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是研发经费投入,这一结论也充分印证了创新导向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投向应以知识技术生产以及人力资本领域为主。(3)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结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构建了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结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数理模型,探究了金融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方式如何作用于技术研发,并最终传导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其中,金融中介部门对不同行业所适用的金融摩擦系数、融资成本存在区别,最终导致了部门间技术增长速度的差异,并通过中间产品交易传导于各个产业,进而认为金融摩擦和融资成本会影响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对行业的技术增长速度带来制约。在产业结构视角下,地区技术创新增长速度来源于行业技术创新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其中的权重代表了各个产业的重要程度,这一重要性取决于该行业对本地区的产出贡献度大小。本文通过建立非线性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发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程度较高,通过人力资本市场、外商投资等间接渠道带来的技术增长效应均为正向,但通过对外贸易带来的技术增长效应为负,这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低端产业链有关。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带来的是负向的影响,说明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没有超越“波特假说”中的经济拐点。(4)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从技术创新“增长效应”的角度出发,探索了金融产业集聚如何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地区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SBM)测度了环境技术创新效率GML指数,并根据金融集聚度的测算分析,检验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通过分析发现,环境污染因素的纳入大幅度拉低了地区境技术创新效率值,对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贡献程度的排名依次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技术规模效应则起到了负面的影响作用。从空间分布看,排名顺序是东部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中国的金融集聚度格局呈现从东到西的渐进式梯度减弱的特点,金融中心依然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京津冀、江浙沪、广东沿海地区。基于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数理分析,构建了金融集聚度与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计量模型,提出金融集聚度较高或较低的地区,对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甚至为负,而在金融集聚度处于中等水平地区,呈现出了金融集聚度与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正相关性,其他变量对地区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随着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地区间各个变量产生的影响程度差异性来自于门槛效应的存在,根据门槛模型的估值结果,提出金融集聚度与环境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金融集聚度与环境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意味着过高或过低的金融集聚程度对环境技术创新效率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估值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同样对金融集聚的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推动作用起到双重门槛作用,只有适度阈值范围内的市场化程度才能发挥金融集聚提升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资源环境、金融和技术三者共同纳入研究体系,分析了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碳足迹、水足迹为代理变量,对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了技术带来的资源环境影响效应;构建了相对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出金融集聚度的空间分布格局,测算了环境技术创新效率的GML指数并进行因素分解;提出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空间配置规模、结构和集聚对技术创新的三类作用机制,并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