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质押由于审批程序简单、成本低廉、融资速度快等特点,逐渐受到众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青睐,成为近年来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股权质押融资为股东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为股东控制权转移埋下了隐患。为化解股价下跌而导致的质押股权平仓风险,控股股东通常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操纵公司报表。近年来,在上市公司并购热潮的推动下,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商誉呈井喷式增长。商誉作为一项每年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由于存在大量的会计估计和主观判断等原因,其减值方式极有可能沦为股权质押控股股东粉饰财务报表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商誉减值相关经验成果,对监管部门商誉减值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2007-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与最小二乘法(OLS),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从外部监督、内部制衡两个方面,探讨了在不同分析师关注度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商誉减值计提影响的差异性。并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了股权质押期间,控股股东商誉减值行为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之间的不同表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商誉减值计提是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无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司更倾向于减少商誉减值计提,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大,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越小;(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商誉减值间的负相关关系只表现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公司当中,证明分析师能有效的发挥外部监督作用,遏制股权质押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3)当董事会为集权式领导权结构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商誉减值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当董事会为分权式领导权结构时,二者间不存在明显显著关系,表明董事会领导权结构能显著影响控股股东的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分权式的领导权结构可以通过提升董事会独立性,抑制控股股东商誉减值操纵行为发生;(4)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制度安排以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股权质押比例与商誉减值程度没有显著关系;(5)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商誉减值是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即股权质押期间,控股股东会通过少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