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自上世纪后期涌动的一股世界潮流,是新世纪发展的一种强劲趋势。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法律必然被卷入,法律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种卷入和适应必然意味着法律本身也一定程度地全球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法律全球化”在西方的提出,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冲击与压力。“全球化”不仅遍布商品市场的各个角落,更体现于我们日常行动与对话中,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当我们把法律发展与其相联系思考时,便产生了“法律全球化”命题。要充分认识该命题的实践过程,就需要我们将该命题做问题化处理,在反思的基础上摆脱语言词汇以及旧有观念的局限,直面“法律全球化”的本真。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的“全球化”变革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全球化既是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又是它们的保证。法律全球化化必然是以法律分工为前提的,法律体系内部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分工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全球化更多意义上是法律在空间领域的分工,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法律全球化过程中涉及的政治问题也最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