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动态的权力视角，从国家基层治理单元——北京市某社区居委会的运作实践入手，分析了国家的表现形态与权力机制，试图回答: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国家权力技术和治理策略如何通过社区居委会这个中介和载体，实现其在城市社会的基层动员与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　　通过扩展个案研究和描述性解释等调查与研究方法，本文详细介绍了国家权力的实现过程:在居委会产生、发展和角色变革的历史脉络中，“民选街聘”是强化居委会与国家联系的重要事件，其带来的问题也引发了社区“议行分设”改革的制度构想。文章考察了在“议行分设”改革期间，国家意志在进入基层社会时所经历的分歧与妥协，以及改革的实际结果。同时，围绕着“数字化治理”模式这一特色，本文论证了在社区日常工作中，国家通过调整权力技术，建立起了国家和基层社会之间新的权力关系纽带，实现话语和形式的一体化。本文还分析了在评比、奖惩、身份和待遇等制度背景下，社区间和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社区的“内部动员”、“相互动员”，间接地使社区动员和组织运转朝着符合国家意志的方向发展。居委会这一中介、平台和载体，正是通过这样的运作过程完成了国家权力和动员在城市基层社会的实现。　　本文发现，城市基层社会中的国家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在不断加强与居委会的联系、强化对基层社区的掌控。居委会改革与日常运作的实践，呈现了国家在基层社会中重建其合法性权力基础、重设其制度性进入渠道的过程和方式。同时，国家存在形态具有层次性、流变性和异质性的特点，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角色:即实存行动者和抽象制度背景。作为行动者的国家，通过以“数字化治理”为代表的权力技术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对工作人员的规训;而作为抽象制度背景的国家，则通过影响社区组织和行动者的目标和行为方式，间接地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使国家动员从直接干预、支配的方式，转向“间接动员”。在权力关系的另一端，面对着复杂而流变的国家及其权力技术和动员方式，基层社区的行动者们也有自己的、非正式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逻辑，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权力技术，在政策的“约束区问”内争取自主空间，对国家权力和上级指令进行着变通与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