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非凡成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冲突加剧、社会利益分配不均衡等因素导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基层政府部门在回应群众利益诉求意愿时,受到利益诉求主体多元化、利益分配不均加剧等原因的影响,欠缺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使得群众利益诉求意愿难以实现。一旦矛盾激化,一些群众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来发泄不满情绪,严重威胁正常社会秩序,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技术侦查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及时介入,肩负着情报信息搜集与研判的先锋队、秩序秘密管理员、犯罪侦查员、突发情况灭火队员的角色。在群体性事件萌发时能够准确掌握事件苗头信息,分析群体动机诉求,为事件处置打下基础;在事中状态,可以深入事件之中,全程掌握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进行证据固定和收集工作,为平息事件和法律打击违法行为做好准备;在事后平息过程,监控事件有无被敌对势力利用的可能并形成新的利益诉求,技术过滤相关有害信息,使事件影响力快速缩小,及时迅速冷却处置该事件。但是技术侦查在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和角色的良好扮演依赖于其自身的内在属性,即对公民权利的适当干预,导致其具有公民权利侵犯性的特点,加之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与管辖职责不确定性、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利益表达与应急处置需求间的矛盾、技术侦查介入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依据、“大数据”在技术侦查中的应用、程序性控制缺失等原因,导致技术侦查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运用极易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侵犯公民权利。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借鉴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领域法治化的有益经验,综合运用危机管理理论、紧急权理论、公民基本人权理论、正当程序理论等知识,从观念革新、“正当程序”理念下制度设计、技术创新、行为过程重塑等方面探究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技术侦查与公民权利的平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