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采取建立同盟的方式来确保国家安全。美日安全同盟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建立。冷战结束后，同盟关系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质变为以美日军事联盟为核心，以多边安全对话为补充，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新美日安全同盟。质变后的美日安全同盟在其范围，对象、方式以及同盟性质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防御性的同盟关系转换为进攻性的军事同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同盟关系并没有解决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相反增加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对立，对东亚安全产生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导致东亚安全困境。 东亚地区如何走出安全困境，寻找冷战后东亚地区一种新的安全理论，就显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不能改变，但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形式，克服无政府状态的无序、失序行为，集体安全理论正是这一有益尝试。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美日同盟——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美日两国采取结盟的方式来确保国家安全及其战略利益，但是安全同盟却无法解决安全问题，相反导致了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并产生了安全困境。 第二部分，美日安全同盟的确立及其调整演变——《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日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其后安全同盟又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演变：第一阶段(1951-1978)确立与巩固；第二阶段(1978-1996)调整与强化；第三阶段(1996-今)重新定义。 第三部分，冷战后美日安全同盟的质变——美日安全同盟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演变后，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质变：①防卫范围扩大；②防卫重点和对象发生变化；③防卫合作的性质发生变化；④日本军事大国化步伐加快，其对外战略更富攻击性、侵略性。从而由防御性的同盟关系质变为进攻性的军事同盟。第四部分，美日安全同盟质变的原因分析——美日安全同盟产生质变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首先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同盟因素是美日安全同盟调整演变并产生质变的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其次中国的和平崛起给美日带来压力；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无法预料；俄罗斯未来走向不明及南中国海问题等外部因素又促使美日安全同盟调整演变从而产生质变。 第五部分，美日安全同盟的质变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影响——质变后的美日安全同盟给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对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加剧了台湾半岛的地区紧张局势，强化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性，是东亚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是造成东亚地区安全困境的首要因素。 第六部分，解决东亚安全困境的基本思路——要走出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加强安全合作，必须摒弃冷战思维，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集体安全保障形式。 本文有如下特点：试图摆脱“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公式，用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首先搭建起安全同盟理论的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体系分析指导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性质研究。文章从现实主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着手，分析了安全同盟的原因，另指出无政府状态下，建立安全同盟必然导致安全困境的结果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