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研究目的是在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背景下，研究和发现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非农化态势，讨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是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研究和发现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进行的非正式制度创新对土地非农化的绩效影响；研究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与创新中地方政府征用行为对土地过度非农化影响的绩效，从而研究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非农化的制度响应与地方征用绩效提供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制定者进行公共政策和制度选择、宏观调控耕地数量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为达此目的，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分析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期阶段中国耕地数量变化态势以及当时采取的政策措施，研究工业化历史和进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及其引发的深层次矛盾，从而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应遵循的技术路线。 其次，从发展经济学、土地非农化经济机制与过程模拟、土地非农化的调控与耕地保护制度绩效、土地征用制度变迁与政府征用绩效问题等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回顾了耕地保护制度变迁过程，并将制度区分为中央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提供的非正式制度创新，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正式制度安排——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土地用途管制、农地转用收益分配、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土地整理指标置换、建设占用耕地占补指标定额交易等，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并总结这些制度与政策因素的响应机制。通过市场—政府二分法将土地非农化调控的影响因素区分为经济社会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并将它们纳入一个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经济发展中土地非农化的制度响应机理和传导机制，构建了一个解释土地非农化调控中制度与政策响应及绩效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地方政府征收征用二分选择决策条件下的概率模型，模拟和解释在土地非农化中政府征用绩效问题。 再次，以常州市、马鞍山市为例，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非农化态势。交代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根据理论模型模拟土地非农甫京月曳J七大学币区士论文化调控的制度响应与政府征用绩效时所揭示的信息，选择恰当变量并定义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理论框架基础上，由理论模型推导出实证计量模型，并对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符号进行理论上的预期.并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耕地保护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对土地非农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时期制度变迁的绩效差异.同时，还以马鞍山市为例对土地非农化中地方政府征收征用二分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进一步发现上述制度变迁对地方政府征用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耕地非农化是农业结构调整、经济非农化、城市化、资本密度等经济社会变量与财政集中度、耕地总量平衡度、其他耕地保护制度等制度政策变量从不同方向上驱动的结果。农业结构调整、经济非农化、资本密度等经济社会变量从正向上显著影响耕地非农化;而城市化水平则从负向上显著影响耕地非农化.计量结果也表明，粮食安全政策调控在统计上不显著;财政分权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虽然耕地保护制度的绩效总体上是朝着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方向变化，但目前耕地总量平衡政策的实施还是促进了耕地非农化，迄今为止，中央政府从正式制度安排调控耕地非农化、保护耕地的所做的努力，被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平衡问题上所作的制度创新抵消了，或者说，它们对耕地非农化调控的影响与作用方向可能不相同，预期目标与实际绩效之间出现偏差。征收征用都比正常的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所以作为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为满足提供公共物品，会在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指引下选择是动用征收权还是动用征用权。土地征收出让净收益或土地征用出让净收益、地块面积、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及土地位置和规划用途等因素变量对地方政府征收征用二分选择行为分别从不同方向起作用和影响.在面临二分选择的情况下，政府对征收(即集体土地征用)的偏好及绩效发生了变化，土地征用(即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非农化趋势. 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和结论，提出了有利于耕地保护、有利于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有利于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并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