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李锐是坚持用思想写作、有着理性自觉和浓烈悲剧意识的悲剧作家之一。他在精神气质上与鲁迅有着某种内在传承与关联，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持有浓重的怀疑倾向，对文坛潮流也持谨慎态度，至今不肯淡忘或淡化那些刻骨铭心的东西，也只肯写刻骨铭心的东西，因而创作上呈现出不跟风、不追赶潮流的风貌。 自《厚土》系列以来，李锐将自己创作的焦点锁定在人类恒常的苦难生存困境上，彰显出一个日趋成熟的作家清醒的艺术追求，而这与他自身的经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文革”期间，李锐遭受了家破人亡的剧痛；在吕梁山插队的六年，又目睹、体察了吕梁山山民深重的苦难，在对革命和历史等做出自己的反思之后，得以透过生活的体表洞察了生命恒常的苦难本相,认识到对苦难的深刻的表达可以是一种深刻的文学命题。通读李锐这一阶段的作品，发现他坚守着自身独到的悲剧意识，凭借着其理性的穿透力，直抵人类自身致命的缺陷，在小说中一次次呈现生命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诸如食色的煎熬、生命的隔膜与孤独，及其死亡等等，执著书写一部部生命的悲剧。而在20 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中国文艺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朗，潮流不断；到了1990年代整体上通向通俗化、商品化、甚至娱乐化；追新逐异成为文坛一大时尚；悲剧渐趋式微，门庭冷落，不再是人们创作和讨论的焦点或热点，并迅速处于沉默的边缘。李锐的执拗地坚持书写人类悲剧性的生存状态、去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生而为人的重重困境、揭密干扰损害人物生命意识的种种内外部压力、坚决捍卫个体生命意识、捍卫生命的事实等等文学举动不在潮流之内很正常。相对那些在形式层面高举先锋的旗帜进行的欲望化写作，他这种“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不放弃对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的创作，就显示出抗争流行的勇气，大有“管它春夏与冬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气概。也是自《厚土》开始，李锐在文体上以契合内容为出发点不断地求新求变，其小说文本表现出叙事方式的多样化探求趋势，叙述语言也由高度控制的书面语朝口语的倾诉转换，文本的内涵随之丰盈起来。这说明李锐在文体上同样有着自身的思索和理性的追求，他认为文体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技巧问题，文体的转换是和文学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同为一体的，因而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实更是不同视线的眼睛，更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说到底更是不同的变化了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人”。李锐在寻找对生命丰富与复杂的鲜活表达中凸显出其创作的赤诚。他对现代汉语进行的反思和清理、寻求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建构的焦虑、期望达到与中国生命主体具有同一性的一种理想的语言的重建等等,都彰显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良知。 纵观李锐自《厚土》以来的作品，发现正是其精神内核里涌动的那股悲剧意识，他才自觉开创一个形式与内容相契合的悲剧世界，去呈现无限丰富与复杂的生命的苦难生存状态。本文就是依据他创作内容与形式上的这一“常”、一“变”及其悲剧意识建构起整体的论述框架，在对李锐悲剧书写的多层面多方位的文本分析与阐释中，论述其小说及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言简述对李锐的整体认知，李锐创作的研究现状，阐释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及其文学价值。 第一章书写悲剧－－呈现生命恒常的苦难本相。按小说中主要凸显的悲剧性生存状态从三个层面论述：一、食﹑色的煎熬、二、生命的隔膜与孤独；三、死亡。 第二章文体上求“变”――更自由地呈现生命的复杂与丰富。分两个部分：一、叙事：方式与内涵；二、叙述语言的转换――从书面语的岛礁跳进口语的海洋。 第三章李锐的悲剧意识。分为三个部分：一、悲剧意识形成的个人根源与文化传承；二、个体生命意识的捍卫；三、理性的自觉。 结语李锐在坚守着一种清醒的立场：以其悲剧意识为不变之宗，自觉承担起反思的责任。他秉持以生命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执意打捞那些被遗落在“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书写行走在中国这块厚土之上的生命的困顿、沉沦与抗争，呈现生命的复杂与丰富；挖掘生命与语言之间的同一性，并以此把主体和语言的关系、把作家“理想主体”的确立、建构、护持等至为重要的问题以前所未有之强烈度、尖锐度凸现了出来。 这种立足生命、致力于祛除历史、革命、政治、权力、文化、语言等对生命的遮蔽的文学表达，为思索人类悲剧性处境提供了阐释空间。也许这些才是李锐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文学的真正重要的、无人可替代的积极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