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古代典籍之一,不论是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还是现今的中外学术研究中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英语世界也一直被视为翻译研究的重要作品,而其英译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1871年,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完成他的《诗经》英译本,成为第一位系统研究并完成《诗经》全译的西方学者,他的1871年译本也成为《诗经》外译史上最早的全译本。该译本在《诗经》英译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理雅各1871年《中国经典·诗经》译本中关于《国风》部分的译介,结合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本独特性进行分析与探究。自翻译研究开始提倡“文化转向”,不再拘泥于语言问题,而试图深入探究跨文化译介中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等深层交流问题,译者主体性的话题亦越来越受到重视,关注译者也成为研究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译者主体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译者的受动性、为我性（即目的性）和主体创造性。首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受动性可对其创造性起到约束效应,因为翻译在传播译文信息的过程中,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经历等因素的牵制,多多少少会给译本打上时代的烙印,并在向读者传输时,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语言环境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译者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及源语文化的习惯进行译介,需要综合关注到读者的需求,从而恰如其分地传达出译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次,关于译者的为我性或者说目的性,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为达到自身的最终目标,会采用多样化的策略来完成译文,从而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源语文本。第三,译者的创造性是发挥主动性的结果。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是基于译者自身对原作的理解,适当地在合理范围内对原作进行删减和调整,以便更好地实现译者和读者两者视域的高度融合。由此可见,主体性的探究路径与诗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到契合,并可为诗歌译介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本文将通过分析理雅各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其在翻译《诗经·国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语言特色与翻译策略。全文拟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诗经》及其英译本、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理论简介。第二章着重论述理雅各及其1871年《中国经典·诗经》译本的具体情况,在对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影响译者受动性和为我性的个人经历、文化观等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而对其1871年《诗经》译本的结构、特点等进行分析。此外,通过将理雅各在三个不同时期所打造的《诗经》译本进行比较,呈现理氏1871年《中国经典·诗经》译本的独特之处及其研究价值。第三章通过对《中国经典·诗经·国风》重点篇章进行文本分析,从词汇、句型句式以及意象翻译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其中的字词运用、主旨表达以及修辞的呈现,并吸纳理氏1876年韵文版相关译文进行比对,呈现理雅各译经过程中个人主体性前后期的转变及原因,总结作为读者身份的理雅各以及作为译者的理雅各在初次译介《诗经》时如何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第四章概述本文的主要发现并对当下及未来的诗歌翻译研究提出建议。时至今日,理雅各1871年《中国经典·诗经》因其开创性及准确性依然被视为《诗经》英译的经典之作,对其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研究,可为我国当前的典籍外译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