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工举家迁移进入城市的越来越多，再加上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可以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定居的规模将会持续增长。但是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进城农民工中的贫困家庭问题却愈益显现出来，他们构成了所谓城市“新贫困”人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对北京市100个贫困农民工家庭调查资料的考察，力图回答、探讨这些农民工家庭为什么会在城市中延续或说再生产了他们进城前的贫困，在他们贫困再生产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这种再生产又是如何发生的。　　接下来，研究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了如下的分析框架:这部分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再生产是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再生产相联系的，农民工在进城前的贫困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家庭）性的贫困，实际上他们在社会结构性因素上也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的，即结构性弱势地位，这种农民工进城之时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内在于农民工的个人行动之中，既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促动性同时也施加着制约性，并通过农民工进城后“循环往复”的个人行动而得以再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与农民工发生互动的各种强势行动者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这种再生产的发生;而农民工的贫困再生产正是这种结构性弱势地位再生产的结果与体现。　　研究进而依据上述分析框架对这100个农民工家庭的资料进行了考察、分析。它首先通过阐明农民工个人（家庭）在进城前的贫困生活状态以及各种正式制度如户籍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城市教育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与排斥，提出并分析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状态、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低层次性、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底层性，并将农民工在上述结构性因素上的弱势地位合称为结构性弱势地位。其次，研究着重考察了进城后农民工的个人行动，主要是就业、工作活动，通过表现农民工就业活动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的纠结，以及社会底层地位作为意识层面合理化解释机制在农民工就业活动中的作用，研究阐明了体现于这三项结构性因素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在为农民工就业活动提供一定促动性的同时也施加了客观的制约，并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合理化解释与反思而使得他们的这种低水平就业活动得以持续的进行，从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生产出来他们的结构性弱势地位。此外，研究也展现了作为强势行动者的政府及其代言人、企业、雇主等的行为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既是农民工弱势地位的体现也构成了他们弱势地位再生产的条件，恶化了弱势地位的再生产。最后，研究通过表明农民工家庭在调查时的贫困状态，指出农民工虽然经过了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在城市中若干年的就业、工作活动，但他们依然处于与进城前类似的贫困状态，这就形成了他们贫困的延续或说再生产，而上述结构性弱势地位再生产过程则构成了这种贫困再生产的深层原因与机制。　　由此，研究也就得出了结论，以上述结构性弱势地位的再生产机制尝试性的回答了开始时提出的进城农民工家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贫困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又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结构化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操作化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同时研究提出了强势行动者/弱势行动者的概念，可能对结构化理论在该方面有所完善与发展。此外，在现实意义上，本研究由于受抽样方法及研究对象特殊性的限制，并不企望通过对这100个个案的考察分析，就能反映全国或者说北京市全部农民工贫困家庭的情况，但本研究希望所提出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再生产机制能够作为对农民工贫困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机制和框架，为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农民工贫困问题提供帮助，进而能增进学术界、政府及社会对现行的涉及农民工贫困家庭的各项制度、政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