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逸的楚辞研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民族文化建构中,无疑都是成功。本文意在从微观视角对王逸《楚辞章句》进行研究,综合考察王逸解读《离骚》时在经学、文学及训诂学三个层面所呈现出来的阐释特征,以证明鲜活的时代精神、永恒的国家民族情感和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是我们进行有效学术研究、实现学术当代价值的不二选择。第一部分:王逸《章句》对《离骚》的经学化解读。王逸对《离骚》进行“依托五经”的价值评判,在总体上表现为从文句上寻求《离骚》与儒家五经间的渊源、对《离骚》进行经学化改造以及对屈骚精神予以合乎经义的经学阐释。具体而言,王逸以儒家道德统照《离骚》内涵,以忠信仁义约束屈骚精神,以忠正伏节的人臣观阐释屈原言行思想,信奉六经、崇尚先圣。王逸依托五经大义弘扬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呼唤原始儒家忠信仁义的回归。在迷信思想泛滥、朝政日益腐败的东汉中后期,王逸积极发掘阴阳五行中积极的因素,比如强调为政以仁德、民本思想等等,这是极为可贵的。尽管王逸在阐释《离骚》时有些比附意味、牵强之弊,但总的看来,王逸对屈原《离骚》的经学阐释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第二部分:王逸对《离骚》文本文学元素的处理方式。通过考察,我们认为王逸不可能从文学角度对《离骚》进行解读。首先对《离骚》最具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意象,王逸的解读手段和结果背离了文本内在的文学属性。具体而言,王逸用比兴解诗,将这些意象与现实一一比附,以寄托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期望,结果导致文意破碎、语气拘滞,破坏了《离骚》整体的艺术美感。其次,王逸对文本外在艺术形式缺乏足够的审美观照,也大大降低了屈赋的艺术魅力。至于王逸对文本创作情感的张扬,固然与文学发展到东汉中后期自身情感因素的理性苏醒有关,但这种情感的张扬更多地带有一种个人情感的因素。由于在当时文学尚未自觉,王逸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在主观上对《离骚》“依经立义”的价值评判也制约了他对《离骚》进行文学解读。第三部分:王逸《离骚章句》的评注模式与训诂特色。王逸成功地处理了学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离骚章句》在诸多方面继承了《毛传》以来训诂的优良传统,能将大小序文、简洁的注文和精练的议论三者有机结合,一扫汉儒注经的繁琐习气,使得注释繁简有致而又清晰明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王逸广泛而有甄别的吸收前人如刘安、贾逵、班固等人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汉代楚辞学术的概貌,而且倚重东汉盛行的《左传》、《帝系》、《毛传》、《尔雅》等古文经典籍,在史实的整理廓清和文字名物的训诂方面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体现了王逸学术思想的严谨性。《离骚章句》不但征引丰富、训说有据,在训释中还能据具体语境作出相应的灵活处理,加之在整体上独特实用的评注模式,又充分体现了王逸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最后总结出王逸对《离骚》文本的阐释是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基础之上的特殊的经学阐释,极大地实现了学术的当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