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传导渠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两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第三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更是增加了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难度。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确定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方向、大小以及途径,从而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路径。本文首先在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理论与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溢出的原因,并归纳出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三个主要渠道：贸易、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渠道。然后运用SVAR模型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影响方向及大小,同时对三个主要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影响程度进行对比分析,所得结论如下：(1)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美国扩张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引起中国货币政策的同向变化；(2)中国利率市场化机制尚未健全,中央银行对利率的限制没有完全放开,中国的利率调整更多的还是反映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3)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通过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三个渠道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比较而言,汇率渠道是最有效的渠道,联邦基金利率冲击对贸易渠道指标变量变动的贡献率大于对资本流动指标变量变动的贡献率,但考虑两变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变量变动的贡献率,资本流动渠道要比贸易渠道更有效。最后,结合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溢出的原因以及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针对三个传导渠道以及中国如何参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旋效果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