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代帝王祭祀,指当政朝廷及其臣民祭祀本朝之前的往代君主。“享先代帝王”的礼制常见于朝廷的官修礼书,历代习用。从国家礼制上讲,它是中国古代王朝彰显政权合法性的重大礼仪制度。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从礼制溯源、祀谱因革、仪式变迁、胜朝祭祀、地方祭礼与礼俗互动几个方面,对先代帝王祭祀做全面考察。先代帝王祭祀的渊源分儒经依据与先秦观念两方面。根据《礼记·祭法》中祭“有功烈于民者”的经文,上古圣王应该享受后世的报功之祭。此外,儒经依据并不丰富。先代帝王祭祀与宗法制度无涉,所以它与“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没有冲突。先代帝王祭祀的祈福、禳灾作用,能在先秦观念中找到源头。作为常祀制度的先代帝王祭礼,由当政朝廷定期举行,服务于本朝的统治合法性。从先代帝王祀谱,即祭祀对象的名单来看,常祀制度的发展历程分四个阶段。第一,隋之前,先代帝王没有独立祀谱。第二,隋、唐两朝初建先代帝王的独立祀谱。编制祀谱以崇德报功为目的。昭示正统的设计一度出现。第三,宋、金、明、清诸代施行先代陵寝祀谱。北宋祀谱兼顾昭示正统与崇德报功的双重作用。昭示正统的意义被凸显。此后的先代陵寝祀谱都在人选上受到北宋的影响。第四,明、清两代还有国都帝王庙祀谱。因正统史观的理据发生转变,编制祀谱的主观性被放大。帝王庙由此成为明、清昭示正统的主要工具。先代陵寝的地位随之下降。先代帝王祀谱虽然人选复杂,但其变迁过程具有稳定的一面。各民族政权认同共有的“政治祖先”,维系了中国历史脉络的不断延续。祭祀先代帝王的仪式分陵祭、庙祭、告祭三大类。先代陵寝地位的下降,改变了朝廷礼书编写祭陵仪式的方法。祭陵仪式也不及当地的先师、关帝隆重。在祭祀帝王庙的仪式中,清朝的拜礼级别比明朝高,对君臣之别的彰显也更加突出。在衔接正统的关键步骤上,君权的神圣与独尊地位被彰显出来。告祭先代帝王的制度在隋以后不断发展,分皇帝出巡告祭、朝廷因事遣官告祭两种。受先代陵寝分布和行政区划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清朝屡次调整遣官的方案。前一代正统王朝的君主,在先代帝王群体中最为特殊。当政朝廷祭祀他们,彰显了新旧政权间正统地位的交接。受儒家经典与礼制传统的影响,实行“二王三恪”制度的政权都会褒封胜朝后裔为国宾。唐之前,国宾独立祭祖,不受朝廷管辖。而从唐代起,祭祀胜朝帝王进入国家吉礼的范围内,不再是国宾的私礼。这个变化从胜朝宗庙之祭、胜朝陵寝之祭、先代帝王常祀三条路径展开。变化的曲折聚集于唐、宋时期。最终,当政朝廷完全掌握了祭祀胜朝帝王的礼制。这个过程与“二王三恪”制度的衰亡相伴随。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通三统”不再是关于政权更迭的理论解释和制礼依据。先代帝王祭祀与皇权政治的关系,还表现在王朝礼制的外延。首先,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历朝积极防护先代陵寝。但中央的制度设计和地方实践效果存在差距。其次,同样是为了维护皇权,当政朝廷会严厉破坏、打击不利于自己的先代陵寝和祭祀行为,借以防范现实中的敌对势力。最后,在基层社会的信仰中,先代帝王的政治色彩并不明显。基层民众的祭祀注重祈福、禳灾,富有功利性。代表中央皇权的地方官吏会顺从民间的信仰心理。这也表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