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起学术界与政策部门讨论和关注。巴塞尔协议Ⅲ提出通过设计逆周期资本缓冲等政策工具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监管，并强调逆周期的资本监管理念。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的框架体系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部门的共识。我国从2016年开始正式实施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并逐步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伴随“双支柱”调控体系的不断健全，MPA内涵愈加丰富，政策工具愈加多样化，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具有相机抉择、动态调整及风险防范等特征，也就决定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扩张性及紧缩性对金融稳定的有效性是政策工具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规模扩张、房地产价格增长的影响，分析政策工具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本文依据不同类别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具体分析了各自的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建立银行资产负债表理论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效果，从而提出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选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价值比上限指数、宏观审慎监管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2013年-2019年122家中资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的年度平衡面板数据，采取系统GMM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对于抑制银行信贷风险、减缓房价增长的有效性，并且分别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影子银行的交叉项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为了确保稳健性，本文按照银行是否上市的标准进行了分组检验，进一步研究银行上市与否是否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紧缩性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在经济上行期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的进行逆周期调节，避免银行顺周期性贷款扩张加速，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逆周期调节发挥效果的机制保持一致;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同作用时会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加速，政策叠加干预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传导途径，从而产生与预期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相反的效果;同时，影子银行确实影响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信贷风险;另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累积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紧缩性的宏观神审慎政策能够减缓房价增长与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
　　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套利、国际间政策协调一致性及政策工具创新发展等方面给出相关建议。